永远的遗憾
---写在后现代哲学大师德里达辞世之后
王治河
10月8日，一代哲学大师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法国与世长辞。享年74岁。德里达的去世是法国思想界的巨大损失，法国总统希拉克对他的辞世表示了深切的哀悼。他称他为“世界公民”，赞扬他为法兰西带来了荣誉。因为正是因着德里达，“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
这一“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就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因着解构主义，德里达成为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奠基人。因此，德里达的辞世也是世界哲学界，乃至思想界的一大损失，因为德里达后现代的解构哲学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哲学和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笔者研究后现代哲学有年，所著《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专辟有一章讲德里达和他的解构主义，所编《后现代主义辞典》更是收录了不少与德里达有关的辞条，但却始终无缘与他谋上一面，当面聆教并表达钦佩。总以为还有机会，总以为还有时间，
现在这一切都只能化作永远的遗憾了。之所以遗憾是因为曾经有机会，只是当时没有抓住。
加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浓郁的多元文化色彩，而演绎成后现代的大本营，斯蒂文·罗（Steven Rowe）更喜欢称之为“后现代的腹地”。后现代哲学的猫头鹰们大都栖居在加州，罗蒂在斯坦福，柯布格里芬在克莱蒙，霍伊在圣塔·克鲁兹。批判理论研究所在尔湾，或许因此之故，晚年的德里达每年春季都要远从法国飞到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I）讲一个学期的课。据说由于他的加盟，尔湾在全美大学中的排名扶摇直上。我那时刚自费来美读书，虽然很渴望去见见这位我仰慕以久的哲学天才，但沉重的功课压力和交通工具的缺乏，使我的愿望一直无法实现。后来终于说服同班好友瑞持（Rich）和阮迪(Randy),利用瑞持的车一同前往尔湾，因为他们二人一直也对后现代哲学有兴趣，博士论文也准备做这方面相关的题目。车在高速公路上大约开了一个半小时的样子，才到了尔湾，进到校园后总算找到了德里达授课的演讲厅，但却空无一人。一打听才知道课提前结束了，德里达已经打道回府了。记得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很沮丧。于是到隔壁著名的海滨城市新港市的一家颇负盛名的海鲜馆大吃了一吨。心情才渐渐好起来。我还请路人给我们三人在海鲜馆门前照了张合影，以做留念。本来带这相机的目的是准备与德里达合影的。
2001年9月初德里达去中国讲学，我却在克莱蒙准备博士论文资格考试，又一次擦肩而过。但我对那些安排把德里达请到中国去的学界背后英雄们表示由衷的感谢。由于这几年我也操作过几次这样的学术活动，深知个中的艰辛，那需要一组人的无私奉献。
《后现代主义辞典》于今年春天出版后，一直想给作为辞典外籍顾问的德里达寄一本，顺便对他对辞典的支持表示感谢，因为当年通过于奇智教授请他做顾问时，他专门用法文写了回信表示支持。待到从奇智那里搞到他的邮寄地址时，得知他已经患了胰腺癌绝症。虽然明知病榻上的德里达已经不大可能读到这本辞典了，但我还是从美国把书寄给了他，借此表达一个中国后现代学者对他的感激与钦佩。没有寄走的则是我内心深处的遗憾：如果辞典能早一年出来，如果书能早一点寄给他，如果当年能当面表达一下仰慕之情，或至少寄上片言寸语表达自己对他的钦佩…现在这一切则只能成为永远的遗憾了。长期的哲学生活，我们已经被训练的“批评器官”格外发达，批判词语分外丰富，而在欣赏他人方面则过于吝啬，在赞美他人方面则更是几近失语。当然有事求人时的舌璨莲花则另当别论。这方面我们远不如年轻一代一代追星族来的坦诚。
我对德里达的钦佩源于我对他的思想的理解。解构虽然晦涩，但绝非无病呻吟；德里达一派的后现代，虽然侧重颠覆，但绝非“玩碎片”的虚无主义者。记得上“解释学与批判理论”课时，有一个叫苏珊的女同学由于要写涉及德里达的论文，写了封伊妹尔给德里达，问他日常都做些什么。德里达回信说，每天早上起来先做几十个俯卧撑，然后吃二个煎鸡蛋等等。意思无非是说，后现代哲学家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我跟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其实，德里达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所要颠覆的是形形色色的霸权，是现代占统治地位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其目的是通过解构为差异，为他者，为弱小争取生存的空间。在他看来，“对他者的尊重”是“唯一可能的伦理律令”。德里达个人的生活经历无疑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这种尊重他者的哲学立场。德里达曾经坦承，童年时代作为一名犹太儿童，在犹太人遭受迫害和种族暴力包括犹太儿童被驱除学校时所感受到的极端孤立感。虽然日后成为后现代大家的德里达强调他童年的经历与他的哲学没有因果关系，但是这段经历对他思想形成的深刻影响应该是勿庸置疑的。首先，童年的这段独特的经历导致德里达对边缘文化，异质文化的强烈同情。其次，童年孤绝的经历致使德里达感受到相互联系的重要性。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德里达在他的哲学中要强调“互文”概念，“增补”概念。
作为解构之父，德里达或许是当代苏格拉底，但是他绝对不是个虚无主义者，因为他始终“怀有乌托邦的梦想”，始终守护着某种理想。在今年8月〈〈世界日报〉〉发表的一篇访谈中，德里达强调他的解构主义是站在“肯定生命的一边的。”这使我想起不久前金惠敏先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的“‘后现代帝国’的扩张”一文中介绍的罗蒂与德里达的对话。按照罗蒂的说法，德里达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这话我相信。尽管德里达一生大多数时光是在形而上的思想王国里翱翔，但他并未将自己囚禁在知识的象牙之塔中。“为人类操心”依然是他的宿命。他曾为捍卫法国阿尔及利亚裔移民的权利挺身而出，也曾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进行过顽强的斗争。9-11事件后，他也曾写了“9月11日的概念”和“流氓”两篇评论文章。他十分关心中国的命运。
德里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但却终身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但倘若世间有诺贝尔哲学奖的话，德里达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地折桂者，对此我深信不疑。
2004年16日于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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