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过程思想的新资源
克莱顿教授(Prof.Philip Clayton)访谈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张妮妮 博士
问：我们知道克莱蒙的许多教授和学生，包括柯布博士和格里芬博士都对您能来克莱蒙任教以及担任过程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感到高兴。我们的读者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使您接近过程思想的？您认为过程思想的潜在贡献是什么？
答:我在大学生时就已经知道怀特海。有趣的是，直到在德国慕尼黑读研究生和其后做研究时，我才认识到怀特海思想的全部价值。你可能知道，慕尼黑是受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思想严重影响的地方。与那儿的教授一起工作，我渐渐认识到怀特海和德国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对马克思产生过重大影响）之间的重要联系。似乎把黑格尔和怀特海的深刻见解放到同一个概念框架中一起思考是极为重要的。整合这些重大传统的热情从那时起就吸引了我。
从德国回来后我在耶鲁大学完成我的博士研究。第一学期我上了一门有关怀特海的课，这个课紧接着一门有关黑格尔的课。我请求允许为两门课合写一篇论文，以使我能够继续在德国的综合研究。后来就有了一篇超大的论文，它好长好长，我把它交到两个教授的手里，令他们叫苦不迭。我当时已经能够表明德国的唯心主义传统和怀特海的过程传统把两大互补的形而上学观点带到了一起。从那时起，比如在我给由苏哈克和布兰肯主编的《过程三位一体论》一书的文章中，我继续探讨这两大思想学派的潜在同盟关系。
在一个意义上你或许可以这样想，把怀特海重新解读为由他的伟大后继人哈茨霍恩所进行研究范围。我们许多人都相信，哈茨霍恩在科学、哲学和精神性的关系方面加深了怀特海的见解。但我们要是进一步把德国思想家，像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见解加进去的话，就会在人类存在的不同维度之间获得更深的和谐。努力达到这种和谐就是“建设性后现代思想”（我们伟大的前辈柯布博士和格里芬博士在此、在克莱蒙所捍卫的思想）的基础。
问：您自己对过程思想的未来怎么看？
答:怀特海的工作永远都是过程思想的核心。但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通过我积累的认识，把那些适合于后现代过程思想家的其它思想资源提供出来。既然某些这样的思想家和学派从不同的方面发展了过程思想，比如在中国和东方的其它地方……，那么，当我考虑这个领域的未来的时候，我就宁愿说“过程哲学们”而不说“过程哲学”。
我已经讲过黑格尔的影响。但黑格尔只是从现代到后现代思想过渡中的一步。其它重要的思想家还包括18世纪的康德、莱辛以及17世纪的斯宾诺莎。这些哲学家转而影响了其它晚期的现代思想家，比如孔德、马克思、狄尔泰以及尼采。还包括所有那些有过重要影响力的东西方思想家。比如想一想黑格尔对“辨证过程”的十分复杂的理解，美国过程思想家恐怕在自己的著作中就用得太少。
我也相信，这些“后现代过程思想的新资源”能够帮助我们更仔细地思考认识问题。我有幸与来自全世界的重要科学家共事，对诸如教育、伦理、环境、精神性以及形而上学这些重要问题进行科学的和哲学的比较研究。记住在康德之后似乎是一个形而上学不再可能的时期，至少在旧的意义上，——也许并非如此！那种关切是所有我所提到的德国思想家共有的，从康德到马克思，到尼采。我希望把这些思想家的见解带到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中来。
我对过程思想未来前景的设想同样也受到了黑格尔之后其它一些过程思想家的激励。我认为英国和德国的新唯心主义者们；柏格森和更具有形而上学倾向的现象学家们；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涌现论者（Emergentists，又译突现论），特别是C. 劳艾德·摩尔根和萨缪尔·亚历山大；20世纪早期的过程神学家，特别是威廉·坦普尔；20世纪中叶开始的新怀特海主义思想家们；还有更近的所谓后结构主义（比如福科）和后殖民主义。最后，比较哲学（把东方的传统和西方的传统平等看待的哲学）目前也在真正的国际哲学工作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问：作为一个杰出的学者，您的许多工作都致力于科学和“传统思想”或宗教之间的对话。为什么这种对话是重要的？
答:现在广为接受的一个说法是，世界各个宗教传统必须仔细听取科学的结论。说到底，科学已经带给我们巨大的力量去预言自然界的事件、解释自然的神秘现象、取得技术的进步。在我发表的论著中，我努力帮助信奉宗教的人们去尊敬和关注科学的进步。科学还能帮助信奉宗教的人们避免对自己传统信念作教条式或不合理的理解。因此，在我最近的论著《现代思想中的上帝问题》的开篇，我恳求信仰宗教的人们要成为“多元论者”，要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一个开放的“假定的”态度上。对科学来说，或许教导人们更“开明地”接近自己的传统信仰是可能的。
与此同时，我相信传统哲学也会继续给当今世界提供巨大的智慧。科学给我们关于自然界的独立知识，但它决不会告诉人们什么是善的、有价值的和美的东西。假如我们的制度和政府要作出好的决策的话，他们需要的就不仅是科学所能够提供的最好的东西，而且还需要过去伟大传统的智慧。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巨大挑战是走向科学和人类价值的和谐一致。
问：您还写过许多关于“涌现”（emergence）概念的东西。您能否简要解释一下涌现及其意义？
答:或许可以说，正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提供了晚期现代的辩证法，涌现理论（emergence theories）也试图阐明后现代的辩证法。许多学科的科学家现在正在认识到把所有事物都完全还原到物理学（我们叫它“物理还原主义”）对于科学的成功来说并不是必要的。相反，每一门学科都探索着世界的某一个领域，它们是辨证地从以前的状态涌现的。由此，今天的科学家谈宇宙的最初涌现、谈由量子世界而来的经典世界的涌现、谈热力学的涌现、谈生命的涌现、谈进化过程中越来越复杂的有机体和生态系统的不断涌现、谈文化的涌现以及复杂神经状态上意识的涌现。当然，社会科学还远没有认识到文化的涌现，这是要靠物理科学，但不是还原到它们。然而在后现代背景下，我们已经知道这种辨证的发展过程允许我们尊重哲学、伦理学、甚至精神的传统，而不用非把它们归结到产生它们的社会经济因素。
假如过程思想家可以与传统的辨证思想家合作的话，也许新的后现代背景就允许我们创造性地发现这些两种重要研究方法之间的和谐。
问：您为何如此喜爱克莱蒙？
答:对任何过程思想家来说，来到克莱蒙就像是去麦迦朝觐。有柯布、格里芬和苏哈克做我的同事是我极大的荣幸，我几乎每天都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新的东西。过程研究中心为过程思想中一些尖锐问题的研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计划。我也从那些受到克莱蒙著名过程教授训练的研究生那里知道，学生们也一直在他们的工作中用新的方法应用着过程思维。感谢王治河博士的辛勤努力,许多中国学者和官员甚至一些著名教授都访问过克莱蒙，与他们交谈给我的研究带来重要的新灵感。
问：您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是什么？
答:既然知道了这次采访的方向，我的回答就不会令你惊讶。我已经写完了一部书，题目是《心灵和涌现：从量子到意识》，该书将于2004年11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另一部书也应邀在德国出版，题目是《现代思想中上帝的问题》（第二卷，从黑格尔到怀特海）。我最近已经出版的书《现代思想中的上帝问题：从笛卡儿到谢林》是三卷系列中的第一卷，而最后一卷将尝试建立我自己的建设性后现代体系。
这些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我经常被它搞得垂头丧气。然而它似乎是极端重要的，我们正在把科学的、哲学的、“传统认识”（或精神性）的视野带到一起，用以回答我们今天碰到的最富挑战性的问题。
问：作为中文报纸，我们的读者想知道您是怎样看中国的？您认为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在科学和精神性的对话中做出自己的贡献，进而推进过程思想吗？
答:我深受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潜能的鼓舞。中国的知识分子目前具有空前的机会对全世界寻求后现代世界的和谐一致作出贡献。他们在最新科学发现方面有极好的教育，但他们也知道这些发现必须由对社会作整体的关心来指导。悲哀的是，西方提供了一个科学和技术为自私目的（为了个体的人和个体的国家的进步）服务的样板。相反，中国文化教导了为整体的福利进行团队工作的重要性。
最近我有幸参加了在厦门大学由周建璋教授组织的科学和精神性讨论会。由于他们具有儒家和道家思想史的研究背景，这些中国学者就具有了整合科学精华与传统智慧精华的眼界。西方思想家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学术的新发展学习。我非常希望在今后若干年内能够安排新的知识交流计划，以便中国学术的研究成果为西方更好地认识。有个跟我有关的项目叫“全球视野下的科学与精神”(www.uip.edu/gpss)，已经开始支持这类计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