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就是一种”道”
----過程哲學對文化的闡釋
[美] 傑伊.麥克丹尼爾（Jay McDaniel） 曲躍厚譯*
從一種過程的觀點看，可以說，一種文化就是一種過程中的文化或一種過程中的生活方式。實際上，一種文化就是最深層的“道”。
那麽，說一種文化就是一種“道”意味著什麽呢？理解它的意義，可能有助於在一種類似于共生（concrescence）的過程的意義上接受一種文化。在懷特海的思想中，一個共生的過程就是許多事物藉以被結合進一個瞬間經驗的統一體中的活動。來自日常生活的一個例證可能是有幫助的。我們來考察一下一個行走在路上、和牙科醫生約會的人。正如我們在行走時那樣，我們將感受到我們腳下的土地的存在，而且我們的雙腿的運動和我們的步伐是一致的。我們還將感受到其他一些和我們一起在行走的人的存在，我們心靈中的某些觀念（作爲對我們的反映）的存在，我們希望達到的地點的存在，等等。當然，其中的某些觀念可能在我們的意識的前臺，某些觀念則可能在幕後。我們可能更多地意識到的是我們自身最深處的思想，而非我們移動著的雙腿。我們可能消失在我們的思想中。不過，所有這些不同的專案──道路和行人、觀念和目標、運動和記憶──都將被結合進我們的經驗的統一體當中。這就是懷特海所說的共生，他指的是“多”變成“一”的過程。
這種“多”變成“一”的過程並不意味著世界的消失。世界的統一就在經驗的活動之中，它不是世界的一種坍塌，而是世界的一種和諧。例如，正如我們行走在街道上一樣，街道還是街道，它表明，如果我們跌倒的話，它會傷害我們。不過，街道仍將被結合進我們的經驗之中，這樣，街道便真的顯現在了我們的經驗中，即使它在我們的身體之外。
因此，我們才可能說，在任何一個給定的瞬間，每一個人類都有一種文化，都有一種在世界上的生活方式。這種經驗方式既受到那個人的生活的客觀條件的影響，也受到指導那個人回應這種條件的主觀目的的影響。例如，如果我們趕去赴一個已經遲到了的約會，我們就可能走得很匆忙。這種匆忙並非來自街道，而是來自我們的主觀目的。對那個瞬間來說，它就是我們的文化。
因而，它是一種集體的文化，通過它，宇宙的“多”在當下給定的一個歷史瞬間變成了“一”。如果我們在第一人稱單數的語法類推上想象一個共生的過程，那麽一種文化就可以被想象爲一個第一人稱複數的類推。它不是我的生活方式，而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儘管這不應該暗示先有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生活方式是根據大量聚合的個人化的方式而建立的。我們的生活方式乃是構成第一人稱單數的組成部分。不存在沒有“我們”的“我”，這個第一人稱單數可能是健康的或不健康的、建構的或解構的、創造性的或愚鈍的、和諧的或失和的、可持續的或不可持續的、正義的或非正義的。無論如何，第一人稱複數都是那個在歷史上任何一個給定的瞬間中的“我們”，而且它本身就是宇宙在歷史之當下的一個集體瞬間中成爲“一”的那種方式。
這就提出了宇宙本身是否可能有一種包羅萬象的“生成的一”（它超越了個人和地方共同體的個別特質）的問題。如果有一種在街道上行走的個別方式，以及一種具有各種價值和欲望的人的方式，那麽是否也有一種作爲一個整體的宇宙的方式呢？我在本文中曾暗示，從一種過程的觀點看，宇宙實際上具有一種“道”，在許多西方傳統中，這種“道”被稱爲上帝，但這個語詞往往過多地暗示了一個與世隔絕的、首先存在然後再作用於世界的實體。或許，中國思想提供了一種更好的或更懷特海式的研究方法。畢竟，懷特海本人批判了各種主詞—謂詞的思維方式（其中，我們把主詞想象爲首先存在，然後再有謂詞被附加在它們上面）。西方的過程哲學家們往往落入了這一陷阱。他們談論上帝，似乎上帝首先存在，然後再進入了與宇宙的關係，似乎上帝和宇宙都是名詞和動詞。那麽，用中國的語詞來重新設想過程哲學會是什麽樣子呢？它會把宇宙想象爲是由動詞中的動詞構成的，然後再想象一種深層的生成（其中所有動詞都有其存在）嗎？它會進一步想象這種深層的生成就是道本身嗎（這樣，作爲一個整體的宇宙在其自身的方式中便成了一種能動的和永遠變化著的文化）？西方過程哲學家自然會提出這些問題，因爲他們在和中國思想家進行討論。他們想要知道真正傳統的中國語詞──例如“道”──是否能更好地有助於過程哲學家在其思想的時候更少地成爲實體主義者，因而更多地成爲懷特海主義者。
總之，事情是很清楚的。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占統治地位的文化風尚（cultural ethos）既不是懷特海主義的也不是道教的，既不是儒家的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而是消費主義的。在消費主義的文化中，社會生活是圍繞無盡的經濟發展的目標來組織的，人們傾向於根據金錢來衡量其社會的福祉，這樣，經濟增長和共同體的福祉便被等同起來了；而且人們是根據和他人在地位和物質財富上的比較來衡量其自身的“幸福”的。這種文化風尚是否可能和世界上各種更爲傳統的存在方式相共存，或者相反，它是否意味著它們的終結，尚不清楚。
過程哲學的希望在於，消費主義的文化可以被改造爲一種尊重和關心生命共同體的文化。向著這一目標，過程哲學還充滿了這樣一種希望，即世界之諸多富有智慧的傳統──儒家和道家、馬克思主義思想和西方啓蒙運動的思想、基督教和猶太教以及伊斯蘭教、印度教和佛教──都可能有助於這種尊重。如果這些文化得以突顯的話，那不是因爲這個世界轉向了過程哲學，而是因爲不同文化環境中的人爲了發展這種尊重而揭示了其環境中的內在資源。對過程哲學的研究可能有助於這種發展，但它最好是出現在與許多其他思維方式（包括甚至是特別包括中國的思維方式）的一種更大範圍的對話當中。我希望本文以某種方式打開這種討論的大門。
* 譯者曲躍厚教授系天津軍事交通學院政治理論教研室主任，《中國過程哲學》雜誌執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