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伯尼的中國緣
---訪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法蘭克·吉布尼*
[編者按] 因著編輯一套書，他來到了中國，從此與中國結下難解之緣。
這套書的名字叫中文版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他的名字叫法蘭克·吉布尼。是一位元世界知名的記者和作家，《太平洋世紀》，《韓國沈默的革命》和《日本：脆弱的強國》等暢銷書的作者。這個前美國海軍大尉，後來的《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記者，現在的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所長，因推動中美文化交流成績卓著，曾多次受到鄧小平，胡耀邦，江澤民，朱鎔基等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也曾因發表名著《日本五紳士》，“做了日本人自己沒做到的事”，從日本首相手中接受過二級勳章。在克萊蒙他是個傳奇人物,以對中國的友好而聞名。他的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Pacific Basin Institute）是一座溝通中西文化橋梁。是怎樣一個機緣使他走向中國，是怎樣一種理念促使他幾十年如一日，不辭辛勞地擺渡在東西文化的兩岸？帶著這些疑問連同內心的敬意，在初夏的一個上午，正值克萊蒙鳳凰花時節，《世界文化論壇報》主編樊美筠博士採訪了這位80歲的傳奇老人。
樊：您第一次去中國是那一年？爲什麽想到了去中國？
吉：那是1979年。1978年鄧小平訪問華盛頓。我那時是《時代周刊》和《新聞周刊》的記者，聆聽了他的演講。當時突然萌生一個想法，那就是出版一套中文版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帶著這個想法，我訪問了北京，見到了鄧小平。還有幸對他進行了採訪。
樊：中方的文獻顯示，您那時的身份是美國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出版公司編委員會副主席。正是在那年11月的會見中，鄧小平說出了那句後來成爲改革理論綱領的名言：“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吉：這的確是個重要理論突破。對於後來的中國改革具有指導意義。
樊：您怎麽說服鄧小平同意在中國出版《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
吉：以鄧當時開放的心態，翻譯出版這樣一套百科全書與他“走向世界”的理念應該說不謀而合。不過我也使用了一點激將法。我故意強調歐洲的彈丸小國聖馬力諾都翻譯出版了這套《不列顛百科全書》。鄧回應說，我們這麽大一個中國怎麽能沒有一套？於是鄧就拍板了。並責成有關方面全力協助我的工作。記得當時負責的是閻明複先生，姜椿芳先生，劉尊棋先生和徐慰曾先生。
樊：中美合作出版《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被譽爲“破天荒的中美合作”，是“中美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記得書出版那天，北京王府井萬人空巷，購書的長隊，排到了長安街上。可謂盛況空前。您可謂這一事件的重要推手。
吉：我爲此感到很自豪。
樊：翻譯出版這樣一套百科全書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當時最大的挑戰是什麽？
吉：我當時最擔心的是中方把一些宣傳內容加進去，從而使百科全書失去它的公信力。
樊：結果呢？
吉：結果中方基本尊重我的意見。當然我們也有爭論。如對於朝鮮戰爭的起因，英文版有一說法，中方有一個說法。這就需要討論了。後來他們基本採用了我的建議。再如英文版中有一個辭條是“史達林主義”，中方不同意辭條的內容。最後協調的結果是變成辭條“史達林”總之我們的合作非常愉快。這是個相互學習的過程。中方學者非常聰明，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
樊：中國之行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麽？
吉：對我個人來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發現。那裏有許多東西令我驚奇。那時我幾乎每年去三四次中國，足迹踏遍了神州。結交了許多朋友。我也曾被邀請到幹部大會上作“關於一個中國”的報告。贏得了熱烈的掌聲。中國人的善良友好，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記得一次在廣州遇到一個參加過朝鮮戰爭的中國退伍軍人。我問他當時爲什麽去朝鮮？他回答說，我是自願去的，我們是志願軍。我笑著說，是呀，我們都是志願軍，誰又不是呢？
樊：您怎麽看待中國的改革開放？
吉：這是了不起的一步。中國這麽大，解決所有人吃飯就是個大問題。我曾問一個老農民怎麽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他告訴我，鄧小平使他有了肉絲面吃。
樊：現在西方一些媒體看衰中國，您如何看待中國的未來？
吉：中國是一個大國。如同任何一個大國一樣，中國也有她光明的一面和不足之處。在我個人看來，如果說，今天西方的主要問題是精神的滑坡的話，那中國的主要問題是腐敗。雖然民主有助於克服腐敗，但我不贊成中國完全仿效西式民主。我覺得理想的情況應該是中國走一條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民主之路。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以及中國人民的超凡的創造性智慧，爲這樣一條道路提供了可能。最近，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所提倡的“以民爲本”就是一個很好的開端。
樊：雖然大百科編完了，您人已經離開了中國，但看來您的心依然系在中國。這也許就是爲什麽不久前您親自編輯了本田的《南京大屠殺：一個日本記者面對日本民族的恥辱》一書。您能否詳細談談此事的前因後果？
吉：張純如女士的《南京大屠殺》出版後，引起很大轟動。此書立意很很好。力圖爲中國人民討個公道。但由於書中一些數字和人物與歷史事實頗有出入，加之書中所引大都是二手資料，從而引起一些日本人的反彈。先是詆毀此書的真實性，進而否定整個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事件。我是那場戰爭的過來人，參加過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工作，比誰都清楚歷史的真相。但由我出面著書立說，日本人仍然會持一種不信任的立場。考慮到日本人更相信日本人，我覺得最好的辦法是讓一個日本人來站出來說話。於是我選中了本多勝一（Honda Katsuichi）將他近三十年來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結集出版，更難能可貴地是，裏面包含了對南京大屠殺受害者和幸存者的第一手採訪。而這是張純如女士《南京大屠殺》一書所缺乏的。
樊：我們中國人民非常欽佩您的良知與勇氣。
吉：南京大屠殺是人類歷史上慘絕人寰的暴行之一。抹殺它就是在割斷歷史。我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讓更多的日本人和西方世界瞭解這段歷史，從而使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樊：您年屆80高齡。業已名滿天下。完全可以含飴弄孫，頤養天年了。爲什麽依然活躍在波莫那大學亞洲研究的講臺上，仍然如此熱心操辦環太平洋研究所，致力於東西文化的溝通？
吉：你是在問我的動機了。動機是有一個，那就是促進東西文化，東西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我的哲學是，多一分相互理解，世界就少一分危險，人類就多一線希望。在我看來，這種東西文化之間的相互溝通，相互融合已經成爲一種不可阻遏的潮流。30年前，在美國暢銷書的排行榜上，你是很難找到一本書是關於亞洲的。而今天，幾乎每天都有以東方爲題材的暢銷書問世。東方文化，東方思維方式正日益影響著西方社會，如同西方許多理念一直在影響著東方一樣。歐洲18世紀的啓蒙運動及其科學民主的理念直接影響了美國的立國者。以後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國的五四運動也無不深受這些理念的影響。可以說我們讀的是同一本書。今天西方則反過來讀東方這部大書。這都是非常好的迹象。
樊：做東西文化的擺渡者也是我們《世界文化論壇》的辦報宗旨。作爲一代資深報人，您對我們的讀者有什麽話要囑咐嗎？
吉：堅持讀吧（keep reading）!.
*本採訪得到美國環太平洋研究所项目部主任Lucy Chang的大力支持，這裏謹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