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蒙有个中国教授
[編者按] 提起克萊蒙大學城，中國人知道的不多（因爲它的八所院校清一色是私立大學，學費高昂，直逼哈佛，且給外國學生的獎學金而少）。但美國主流社會，特別是有子女的美國中上層社會對之卻耳聞能詳，因爲他們的子女在考慮上那所名牌大學的時候，克萊蒙大學是在必考慮之列的。其中克萊蒙研究生大學是其中唯一一所只有研究生沒有本科生的大學。這樣的大學在全美也只此一家，在美國文化版圖上是一道很獨特的風景。它下設八個學院。其中最有名的是以現代管理大師德魯克（Peter Drucker）的名字命名的商學院。此外，政治經濟學院也頗引人矚目，不僅因爲它推重跨學科研究，鼓勵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跨學科合作，而且因爲它的院长同时也是路德·李講座教授的馮毅先生是位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人。在白人學者教授雲集的克萊蒙大學城，這實屬鳳毛麟角。在競爭如此激烈的美國大學校園他是如何一枝獨秀，達致成功的？走得是怎樣一條奮鬥之路？帶這些疑問，本報主編樊美筠日前採訪了馮毅教授。
樊：如您所知我們這個欄目叫“成功之道”。因此我們的讀者自然很想聽聽您講述自己的成功故事。
馮毅：關於我來美後的奮鬥經歷，可以說一言難盡，也可以說乏陳可說。簡單地說，我不認爲自己是一個所謂的成功人士。儘管現在學生對我期望很高，但我並不認爲自己是一個名人，現在做到克萊蒙研究生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院長，也不過是在盡我的職責，我自己的經歷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人的平凡的經歷，所得所失都在自己腳踏實地的每一步中。我從不認爲自己開始有什麽遠大的理想，只是認爲，一個人將自己每天的事情做好，日積月累，堅持不懈，這就是通向成功之路。這裏最重要的就是要選擇一個目標，然後腳踏實地工作。
樊：當初您是如何想到國外留學的呢？爲什麽選擇了政治學作爲自己的專業呢？
馮毅：其實很簡單。1986年的時候，許多中國學子都希望能有機會到國外進一步深造。對我來說，我太太先我一年來到美國，還有一個团圓的問題。而且對我來說，我的專業是英語，本科在黑龍江大學英語系學習，然後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讀英國文學的碩士。我當時得到三所大學的獎學金，兩個是英美文學，一個是政治科學。這裏擺在我面前的問題是：選擇一個新的領域，還是在自己比較熟悉的領域裏繼續深造？在這以前我已經在英美文學專業讀了六年，然後教了兩年書，一共是八年。我感覺應該給自己一個新的挑戰。另外一個原因則是，政治課程的博士项目是一個跨學科的项目，包含著數學、統計學和經濟理論等，也是一個陣容非常強的專業。
樊：許多人來美後都放棄了學問之路，轉而經商或者學門技術什麽的。您當初是否想過下海經商？
馮毅：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一直是在學校裏，前後在學校呆過很多年，讀書已經成爲我的一個習慣了。我比較喜歡。學校生活很安靜，很單純，但也很有挑戰。大家都知道，美國大學有終身教授，競爭這個職位很厲害。這個職位不僅要求教師有很高的學術水平，而且也要求要有團隊精神。哈金（原名金雪飛）是我大學的同學，他在成名以前，也有過一段非常艱辛的日子，他曾經對太太說：再給我兩年。也並沒有因此而改變志向，打工開餐館等。如果他這樣做了，以後也就不會寫出他的獲獎作品來。每個人的追求是不同的。經商並非人生唯一的選擇。
樊：你因從數量化的角度研究民主問題而在美國政治學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其中有無特別的治學方法？
馮毅：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實證性的教學與研究。就是就事論事，儘量不受意識形態與宗教觀念的限制，抓住一個比較感興趣的問題，用實證的客觀的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它，不說這個事件應該是怎麽樣的，而是去考慮這個事件爲什麽發生了，然後，找到共同點，形成一些規則。我認爲，這是很重要的。
在美國政治學研究領域，也經過了幾次革命，上世紀初，政治學的關注點在“應該是怎樣”。1960年代出現了實證性的革命，抛開這些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去研究爲什麽這些事情發生了。如，二戰發生了。爲什麽發生了？如亞洲金融危機。爲什麽發生了？所以，從中可以建立一些假設，然後驗證哪些假設是更接近於事實的。到今天，對這個方法還是有辯論的，政治學裏有一部分人沒有經過比較嚴格化的數量化的訓練，或者他們本人認爲這種方法就是不對的，所以，他們對這種方法是不同意的。所以，他們提出，數量化研究政治是不對的，也是不夠的。後一種論點是有道理的。研究應該有多種方法，不能只有一種方法。一個很好的研究方法應該是博采各家之長。
樊：六十年代這種實證性的革命後，還有一些什麽大的事件和思想潮流對政治學有影響嗎？
馮毅：六十年代以來，政治學變得越來越數量化和形式化。可謂是一場革命。老師是否能拿到終身教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在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和發表多少，而這些學術刊物也在發生變化，也在追求數量化，如果你的文章不數量化，就很難被發表。這導致了大學人事上的一個深刻的變化。在我來到克萊蒙研究生大學以前，我們院只有一個老師是搞數量化的，而現在，則是只有一個不搞數量化的。
從這個角度上看，政治學形式化與數量化幫助我們的理論更精致，使複雜的事情變得極其簡單和精確。但是，這種變化是不夠的，因爲世界是非常複雜的。我相信。今後政治學會和別的學科相結合，但是決不會退回到以前的路子上去。
樊：民主問題是您的一個主要研究領域，中國也在強調民主，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你認爲西方那些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馮毅：原則上，民主是一個理想，但在實施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偏差。不可能100%體現民主的理想。問題是這種差距有多大，還有，你是否認同民主的理念？這取決於中國人民。一個日本人福山寫文章說：最後所有的社會都會出現一個匯合，實現同一個民主。亨廷頓則認爲：不可能有同樣的民主，如在儒家的社會或伊斯蘭的社會，那裏的民主與西方的民主就是不同的，肯定會有衝突。不同的社會，在實施民主方面會有差異，但不會有大的衝突如戰爭等，當然會有一些小的衝突。
樊：您現在終身教授拿到了，院長當上了，是否感覺放鬆多了？
馮毅：說實在話，還是放鬆不下來。在美國，任何一個人在拿到終身職位前的確都是惶惶不安的，終身教授不是屬於這個學校，而是屬於這個領域，一些外來的專家會來評審你是否有資格拿這個終身教授。在這七年裏，要儘量發表文章。我做助理教授時，很忙，有時甚至睡到辦公室。拿到這個職位後，這樣的壓力沒有了，可以做您你所喜歡的研究项目了。但現在做院長，則是另一種忙法，在中國當官有很大的權力，在美國當官的權力很有限，主要是做事。當然有很大的責任。第一，得到外面找錢，和董事會的成員保持密切關係；第二，對學校的發展有計劃，這是一個長遠的計劃，第三，保證學校的老師員工快樂的工作。我的方法就是要特別誠實，別人的信任非常重要。如果大家不信任院長，工作就很難做。
樊：以往的經歷對你今日的成功有影響嗎？
馮毅：我在農村住過八年，隨父母下鄉，如果一個人經過這樣的磨練，以後任何困難都能克服。很多人天賦很高，很優秀，但缺乏毅力。有追求，腳踏實地，才能成功。
樊：來美的新移民日益增多，作爲過來人，您有什麽說要說嗎？
馮毅：每一個新移民是懷揣著自己的夢想來到美國的。在這裏我要強調的是，教育很重要，想在美國成功，一定要接受教育，哪怕上社區大學也好，學新東西。第二，就是要走出華人的圈子，與主流社會有接觸。這種接觸會開放你的思維方式。關於種族歧視的問題，一些人會自卑，一些人會反應過份，將任何一件事情都看成是種族歧視，這兩種都應該避免。以平常心看待這個問題，將自己的事做好。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