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一种全球化
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 王治河
喜歡也罷，厭惡也罷，全球化，正如著名全球化問題專家《掠奪性全球化》一書的作者法爾克教授所言，已經成爲我們時代“最令人滿意的描述性的標簽”。關於它的著述，因此也汗牛充棟。
有熱情爲之謳歌的，稱“全球化比人們普遍所認爲的更加惠澤人類。”它 “不僅僅對少數富人有好處，而且對普通百姓也有好處。”
當然，抱著懷疑的態度冷靜審視者也大有人在，如Paul Hirst 和Grahame Thompson就明確稱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由極端的全球者（globalizers）杜撰的“神話”。
站在一種整合性的後現代的立場來審視這場關於全球化的大討論，我們會發現，關於全球化的討論本身正實實在在地挑戰著我們頭腦中既定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全球化的衷心擁護者也好，全球化的堅定反對者也好，認爲它帶給人們的是福音者也好，是禍水者也好，都很快就發現全球化問題不是一個簡單的“非此即彼”問題，不是簡單下一個"是"或"否"的結論就能了結的。
在這場討論中，後現代思維與後現代視角展露出了它的力度與魅力。我這里所談的後現代是一種整合性的後現代，它是解構性的後現代主義與建設性的後現代主義的結晶。
這種整合性的後現代思維的一個突出特徵是拒斥簡單化思維，促使人們關注事物的複雜性。 在充分肯定經濟全球化的正面影響（如提升了北-南關係，提高了亞洲數億人的生活水平）的同時，後現代思想家敦促我們對於全球化的負面內涵和影響給予認真的關注。
如有的後現代思想家提醒我們警惕"新自由主義" 借助全球化
“一統天下”，成爲“城里唯一的遊戲”。有的提請人們注意全球化的“人類中心主義偏見”，因爲它沒有將其他星球的利益考量進去。也就是說它缺乏一種生態向度。有的強調全球化對本土文化的毀滅，提出要“捍衛特殊”在這個意義上後現代思想家真正行使了哲學家的天職：提出令人不舒服的問題以期扭轉主導時代的思維定勢。
整合性後現代思維的第二個重要表徵是對齊一性思維的抛棄。
在歡呼全球化的大合唱中，自由主義的歡呼格外激越。它樂觀地把"全球化"當作一種"解放的力量"，認爲全球性的跨國生産和交換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關係已經脫離了政治控制，從駕馭它的政治力量的限制和扭曲中解放了出來，因此政治統治已經衰落。今後的天下就是自由市場的“一統天下”了。相應地，也應是現代性的“自由”，“民主”概念高唱凱歌的時代來到了。
後現代思想家對此則大潑冷水，它提醒人們注意現代政治結構磐石般的依然如故以及“帝國主義的幽靈”與全球化的如影隨形。
林德賽（Lindsey）警告人們注意現代性本身所包含的“惡魔般的力量”，這種“惡魔般的力量”往往是“以自由的名義運作的”。自由口號的下面，行使的實際上是極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著名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大衛· 格里芬這些年致力於對美國式民主的抨擊，他強調，“雖然美國被認作民主國家中的領軍人物，但它的民主是富人的民主，也就是說它並非真的那麽民主。”事實上美國的領導人如此地依賴于少數富豪和公司的金錢，以至於很難指望他們對克服當今世界的不平等做些什麽。這種建立在齊一性基礎上的以犧牲本土文化和損害弱勢族群爲特徵的全球化是後現代思想家所堅決抵制的。
整合性的後現代思維的第三個表徵是對開放，冒險和創造性的推重。
對根植在現行全球化中的齊一化思維的拒絕很容易導致閉關自守的“夜郎主義”。形形色色的 “中心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就是“夜郎主義”的表現形式。這是全球化問題上容易走向的另一個極端。由於第三世界國家大都深受殖民主義之害，所以歷史的陰影也容易助長這一極端的發展。在後現代思想家看來這樣一種閉鎖式思維及其情緒同樣是危險的。
按照懷特海的提醒，“觀念的停滯是危險的”，也就是說，不進行實驗的觀念，“不投入新鮮成分的觀念是危險的。”這位後現代哲學大師強調，"你可以把生命保守在形式的流動中…但你不能將同一個生命永遠閉鎖在同一個模式中。”整合性後現代思維格外推重創新。由於把人類社會的發展看作一個我們都參與了的，正在進行的，懸而未決的曆險，因此格外崇尚創造。 雖然後現代號召人們抵抗任何發出絕對真理之聲的誘惑，但他們絕對不是虛無主義者，因爲他們仍然沒有放棄對一些原則的守望。在“好客，正義與責任”一文中，德里達強調，我們必須繼續相信，繼續擁有信仰。 “爲了克服幻覺，我們不得不傾聽，不得不仔細地閱讀他人。”維特根斯坦以“語言遊戲”理論聞達於世，在其後期思考中，他意識到私人語言，封閉式話語的不可能及其危險。
後現代思想家還意識到，面對全球化的浪潮，仿效駝鳥，“躲進自家後院”，“坐井觀天”，“夜郎自大”，不僅是危險的，不現實的，而且也是不負責的。“後現代的全球意識”也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背景下産生的。
所謂“後現代的全球意識”是一種自覺超越狹隘階級，民族，國家界限的意識。它是後現代思潮的産物。後現代全球意識強調，面對當今的嚴峻形勢，應該從全人類和全球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在充分尊重差異的同時，努力形成人類共同的認識，共同的價值和共同的實踐。
後現代全球意識呼喚別一種全球化。
別一種全球化是一種不同于現行“掠奪式全球化”的全球化。這“別一種全球化”是可能的嗎？這或許是讀者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這里想徵引著名後現代思想家柯布(John B Cobb, Jr.,)老人在2002年的中國之行所給出的一個答案：我們始終生活在一個世界，一個地球之上。世界變得越來越小，我們的許多問題都是不可避免是全球性的。在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全球主義的可替代物。“然而，假如因此認爲沒有現行資本主義形式的可替代物，沒有竭澤而魚式生産的可替代物，沒有經濟全球化的可替代物，那可就大錯特錯了。這里存在著十分重要的可替代物，那就是那些強調正義、社群、個體滿足、自然界興旺，以及真的需要的經濟活動。這將是另一種景象的全球化。”科布博士強調，現行的全球化形式不是可持續性的，這意味著它不能確定地持續下去。“我看它至多持續幾十年。從不可持續的全球化到可持續的全球化的過渡不會輕鬆。我們等待這一過渡過程的起始時間越長，這一變化所帶來的痛苦就越多。我希望中國這個具有和西方截然不同的歷史的國度會幫助世界找到一條更好的出路。”
我理解，柯布博士是期盼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國人民創造性的天賦，以及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對和平的熱愛和抑強憐弱心態，在建構一種後現代的可持續的全球化過程中大展身手。格里芬教授2002年在北京的 “價值哲學與過程哲學：懷特海與中國”國際研討會上也曾明確提出，“當今世界能對人類命運産生最重要影響者，除了美國，恐怕非中國莫屬。” 他也意識到一種等待觀望情緒在中國及第三世界國家的蔓延，他的憂慮是：如果中國和其他國家等待美國政府做後現代運動的領頭羊，那麽，他們恐怕在我們這個星球已經變得無法居住時，仍在等待。”
可以想見，面對後現代思想家科布，格里芬等人對“別一種全球化”的呼喚以及對中國的期許，受“現實主義”多年淫浸的學者一定會對此不以爲然，大呼“不現實”或 “不可能”。
其實，一向背負惡名的“不可能”在後現代思想家那里早就獲得了一種肯定的意義，他們認爲“不可能”應該被肯定，因爲正是“不可能”開闢了可能性並使之成爲可能。
看來，別一種全球化需要別一種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