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Odyssey

关于全球正义----与科布博士的对话

关于全球正义----与科布博士的对话

    苏州大学   任平 教授

    [編者按]利用來美參加“過程思維與全球化時代的教育改革”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機會,中國新生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國蘇州大學副校長任平博士2003117日拜訪了世界著名後現代思想家小約翰·柯布(John B CobbJr)教授,在克萊蒙康橋街77號柯布先生簡樸雅致的客廳中,雙方就全球正義問題進行了對談。下面是根據錄音整理的對話錄。

 

  任平:我注意到,這些年您一直關注全球化過程中的社會正義問題,對“共同福祉”的追求是您的《生命的解放》,《爲了共同福祉》,《地球主義對經濟主義的挑戰》等書的主線。

  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全球化和社會正義問題(“全球正義問題”)也一直是我關注的一個焦點。想知道是什麽使您這樣不竭餘力地呼喚全球正義?

    柯布:你這個概括很好。它將地球和自然界的利益也考慮進去了。我之所以這樣關注全球正義問題,是因爲今天這個世界正借助全球化的浪潮越來越走向不正義。我們有責任阻止這一日益惡化的趨勢。關注這一問題的人越多,這一問題就有望得到解決。我很高興看到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投入到對這一問題的思考中。

   

  任平:從您的角度看,導致全球不義越來越嚴重的原因何在?

    柯布: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有多種原因在起作用。但是我要強調:經濟學家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爲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是將經濟學看作從豐富多彩的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中抽象出來的學術原則。他們堅信,他們抽象出來的東西和他們研究這些抽象物引伸出來的結論正照亮著人類的行爲,特別適用於工業化世界。這些無疑是對的。但當決策者決定優先考慮從經濟學抽象物中引伸出來的政策時,問題則應運而生了。當他們這樣做時,他們僅僅關注經濟的增長,很少關注正義的價值,很少關注共同体的價值,很少關注人類內心的滿意感;很少關注生態系統的價值;如果說經濟學家應該受到指責,那是因爲他們沒有提醒決策者他們的建議只是以抽象之物而不是以實際的世界爲基礎的。總整體上可以把現代經濟學家看做一個對地球的惡化漠不關心的集團。

   

  任平:我覺得您的這一批評也同樣適合中國的經濟學家。在中國,大多數經濟學家至今最熱中的仍然是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在某種程度上被看做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生態問題,社會公正問題,都在他們視野之外。在他們看來只要經濟上去了,其他一切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

  從後現代經濟的角度看,現代經濟學家這種對經濟增長的迷信是危險的,理論上也是站不住腳的。

  柯布:這種對經濟增長的迷信是建立在“自然資源是無限的 ”這一假定之上。 在西方,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之占統治地位的學派往往十分明確地表明這一點。它相信, 技術進步將解決任何來自自然短缺的問題,增長沒有極限 我們增長得越快,生産,交換和消費就越好。因爲更大的市場加快了經濟的增長,理想的狀況是一種單一的全球市場。 我們無需根據公共政策來討論環境問題, 因爲市場將照料到它們。後現代思想家從生態角度挑戰了这種廣爲流行的看法。他們認爲, 人類正在消費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根據某些統計, 野生物種正變得更加稀少或者已經消失, 許多物種只能通過人來照料才能幸存。石油 (它使得如此多的經濟增長成爲可能) 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將變得稀缺和昂貴。淡水在世界的許多地方已經變得不足。 氣候變暖導致了日益頻繁的暴風雨和更加變化無常的天氣。 因此之故,我們至少應該致力於討論稀有資源, 減少污染以及那些將使我們進入一種後石油經濟時代的技術創新。

 

  任平:這種“經濟增長癖”的流行與現代主流經濟學對市場的崇拜分不開。

     柯布:占統治地位的經濟理論深信, 市場越大, 政府干預得越少, 財富創造得就越快。 它假定, 財富的這種快速增長將有利於所有的人。這種觀點是大可質疑的。須知,市場的力量在於它鼓勵了增長, 而增長如何被分配並不是經濟學家本身所關心的。 歷史事實表明, 市場有利於富人更甚于窮人, 並傾向于把財富集中到越來越少的人手中。結果, 經濟中的大多數增長都集中到了富人那裏。我相信, 市場惡化了窮人的狀況。在美國, 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 工人家庭只能通過更長時間的工作來維持其生活標準。 人們曾經假定, 一個具有普通工作的男人就能養活其妻子和孩子,現在的標準則是雙份的收入。 無疑,父母對孩子的關心減少了,而且具有某些負面的社會後果。 當然,家庭可能有許多以前沒有的設施,但是更多的人更長時間的工作, 且每小時的收入更少, 卻是不爭的事實。再以墨西哥爲例,自由貿易的後果對墨西哥工人來說就是工資的大幅度減少。另一方面,墨西哥的億萬富翁卻是原來的三倍。

    

  任平:您曾經多次強調現代占統治地位的經濟模式對共同體的破壞。這似乎可以看做導致全球不義的另一個重要根源和表徵。

    柯布:由於現代經濟模式是建立在“經濟人” (homo economicus) 的概念之上的,因此經濟學所討論的人是一些自給自足的個人, 他們與其他個人的關係乃是市場交易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其他關係,人與社會共同體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通通不在這種經濟理論的視界之內。 換句話說,經濟的壓路機(economic steamroller)正在將一切夷爲平地,包括家庭,村莊,社群。今天美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人情的冷漠,就是這一破壞的後遺症。

   

  任平:馬克思主義對集體主義的強調似乎在這個問題上可以起到一種糾偏的作用。

     柯布:馬克思對個人主義的批判仍然有它的價值。他注意到這種個人主義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但是,和所有思想家一樣,他深受那些他所運用的範疇的影響。馬克思認爲,無產階級可以作爲集體來描述,但與其他個人的內含無關。馬克思主義的這種集體主義的傾向在蘇聯産生了災難性的影響。也許,那個國家的最大錯誤是決定消滅富農即最成功的農民。如果人們認爲階級是一個集體,那他們就會簡單地把人視爲階級的成員。於是,他們就會把作爲集體的階級和社會的目標聯繫起來評價,並消滅那些階級異已。除了千百萬無辜人民遭受到的駭人聽聞的苦難和恐怖以外,可以判定,蘇聯的農業從未從其最好的農民的毀滅中恢復過元氣。

     在任何情況下,集體化都很難很好地發揮作用,因爲它低估了個性。它使個人服從於集體,這就挫傷了個人的首創性。

    

     任平:您似乎不同意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

     柯布:首先我要聲明的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的啓迪性是不容置疑的,很多問題都可以以此得到理解。然而,馬克思對階級分析的過分推崇,認爲可以從中推出個人的行爲,卻被證明是錯誤的。因爲無產階級的成員遠比這一分析所允許的集體性要複雜得多。

     早在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斷言,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貿易自由和世界市場的確立,隨著工業生産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活條件的一致化,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孤立性和對立性將日益消逝下去。果若如此,人們就會指望,到1914年,國家忠誠將服從于階級忠誠,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就是這樣認爲的。

     但事實證明這一論斷是錯誤的。法國無產階級就曾在法國資產階級領導下和德國無產階級打仗,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作爲法國人的聯盟超越了他們作爲工人的聯盟。

 

     任平:您似乎更喜歡用“共同體中的人”這一概念來替代階級概念和現代西方的“個人”概念。

     柯布:我認爲,把人視爲共同體中內在相關的人,提供了理解現實事物的一個更好的方式。共同體中的人的模式導致了不同的安排,它強調的是能合作就合作,能單幹就單幹,個人抱負只有在不損害共同體其他成員的情況下才會得到支援。它肯定的是基於能力的多樣性而産生的角色的多樣性,它鼓勵的是合作的模式,因爲它們有利於人們的最佳利益。共同體有責任關心其所有成員,但那些幹得最好的人能合法地從其勞動中獲利。隨著集體農莊的失敗和更多的土地交付給私人耕作,蘇聯的農業開始向我所勾劃的那個方向發展,但這種發展卻被集體主義的理想阻止了。

 

     任平:共同體和個體之間的關係應該是辯證的。馬克思就曾談過在共産主義社會個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基礎。

     柯布:可惜馬克思的這寶貴一思想被後來的社會主義實踐忽視了。共同體應該時刻意識到,它越是允許其自身中的多樣性,其總體的豐富性就越大。另一方面,共同體的需要又對人如何才能實現自由設定了限制。所有人都在自由地追求其現實利益,但只有當他們認識到這些現實利益不能損害他人時才能這樣做。每一個成員的真正的幸福都依賴于作爲一個整體的共同體的健康。

 

  任平:在反對目前這種經濟上的掠奪性全球化的過程中,您的一個基本思路是賦權給共同體。

  這包括上至聯合國這樣的大共同體,中至歐盟,東盟,非洲國家組織,下至社區這樣的小共同體。

  柯布:如果地方和地區各級政府提高了決策能力,更多的權力被轉讓給作爲共同體之共同體的最高層次的聯合國。這不僅將有效地遏制美國的霸權,而且爲真正的全球正義提供了保障。

    如果各個國家都被納入歐洲共同體,亞洲共同體或非洲國家組織這樣的組織中,那麽在全球組織中代表這些國家的就會是這些組織而非各個國家。嚴格地說,它將不再是聯合的“國家”。顯然,聯合國大會與安理會之間目前的分離將會消失,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會擁有否決權。理想的情況是,各個地區的面積大致相當,而且每一個地區都有同等的權力。一個代表了廣泛的人類關懷的強大有力的聯合國作爲全球性實體是必要的。

   

  任平:在這一走向全球正義的進程中,中國的作用是什麽呢?

     柯布:中國的歷史,中國的傳統,以及它在今天亞太地區舉足輕重的地位,使她在這一進程中將扮演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國尚和的傳統,中道的文化,以及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包容心使她很容易成爲亞太地區的領袖。這就我爲什麽如此看好中國的原因。

 

     任平:您曾經預言在未來50年裏中國將成爲過程思想的中心。當您說這番話時,無疑是考量了過程思想與中國思想的親合。在您看來,過程思維對於推動今天的全球正義進程能起那些作用?

     柯布:過程思想並非萬能靈丹。但作爲一種重要的思想視角,它可以通過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批判,提請人們注意全球化的負面效果。通過強調有機聯繫,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一個可持續的社會,也就是一個公正的社會。

 

     任平:馬克思主義哲學中也蘊涵中很豐富的過程思想。我相信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能夠聯合過程思想和建設性的後現代主義,爲克服今日的全球不義,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柯布:你說的很對。其實,在一定意義上,現代世界已經死亡。但是,百足之蛇死而不僵。其死亡之手卻構建了我們的大學和我們的公共生活。那些認識到現代性之消極影響的人,必須找到各種協作的方式共同抵抗依然強勢的現代思維方式。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擁有很大的影響力,過程思維擁有深刻的洞見,再加上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這三者的聯合將是一股改變這個世界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