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國 的 機 會 ----走后现代化之路
Clifford Cobb
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帶來很多嚴重的問題，其中包括貧富兩極分化，高失業或高通貨膨脹周期；以及中央政府徵收足夠稅收以提供服務的能力的日益下降。西方有人據此看衰中國，認爲中國已經沒有機會。我一點也不同意這種觀點。因爲我相信，所有這些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但是這些解決辦法，都不能在西方國家制定的政策中找到。因为所有這些國家，都經歷了同樣的問題。即使像日本這樣一個似乎一直被中國作爲最恰當的榜樣而效仿的國家，也已經陷入經濟困境達十多年之久，這樣，這一榜
樣的有效性便受到了質疑。當然，如果中國政府只將經濟看成一系列技術問題來考量，那就必然跟著西方亦步亦趨。那樣的話，中國就真的沒有機會了。但如果中國能採取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能獨辟溪徑，也就是走一條後現代化之路，中國的前途將不可限量。
中 國 有 自 己 的 優 秀 傳統
中國有自己的傳統，因此有機會走一條新路。 在儒家傳統里面，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過去，中國知識份子的靈活性，允許中國在中國歷史的關鍵時期，吸收印度傳來的佛教教義，西方傳來的現代科學。中國關於自然秩序的概念，使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基本上自治的社會結構，將政府直接控制的需要，減少到最低限度。此外，在過去的兩千多年中，儒家思想爲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礎。這一記錄遠遠超過世界上任何其他統治制度。此外，我認爲，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積極的方面也有必要加以肯定。儘管經濟平等的理想從沒有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完全實現過，但是，社會主義卻永遠消除了男人優於女人，達官貴人優於老百姓的等級觀念。任何新的經濟原理，都要努力達到相對平等的財富和權力分配以避免回到1949年革命以前的狀況。除開儒家思想和社會主義以外，中國肯定還有其他的傳統，能夠幫助形成積極的發展框架。
不考慮中國的過去，就不可能考慮中國的未來。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應當完全照搬中國的任何傳統。這是決不可能的。但是，任何改革越是接近傳統，它就越可能獲得成功。
繞 過 現 代 化
自晚清和民國時期知識份子開始審視西方的發展模式以來，很多中國思想家，都表達了一個願望，要繞過現代化這一過程，直接進入一個基於新原則的社會。這種希望，今天還在繼續。這也就部分解釋了中國思想家近年來對後現代思想，特別是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關注。中國的理論家，需要西方經驗正面的東西，而不要負面的東西：沒有失業的經濟發展；沒有污染和交通堵塞的經濟活力；沒有政治不確定性的民主；沒有對外戰爭的民族主義。實際上，他們不需要被現代性的內部衝突捆住手腳。中國的問題是如何避免現代化産生的問題，同時又保留它的諸多好處。也就是一個如何實現後現代化的問題。
建 設 性 後 現 代 主 義
如果要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就需要在接受後現代思想方面，有所取捨。解構性後現代主義的形式，純粹是批判性的，側重點幾乎完全在語言形成思想的方式。在任何語境
中，它們都否認科學方法的優越性。解構所服務的目的，也許就是對以前不成問題的某些傲慢自大現代思想的形式提出挑戰。不過，如果中國在建設新社會過程中，要運用後現代主義，中國的學者更可能在建設性後現代主義中找到支援，因爲建設性後現代主義，可以提供一個方法，這種方法是有機整體論的，因此它同中國傳統更加親合。在以下的討論中，當我提到後現代主義的時候，除非特別指解構性後現代主義，我總是指建設性後現代主義。
因爲中國的學者，從來沒有像西方學者那樣完全地擁抱現代思想，因此，很多中國學者，已經開始發現建設性後現代主義的價值。儒家思想和中國其他形式的思想，從來就沒有像西方現代思想所作的那樣將主體和客體或者自我和世界截然分開。因此，在中國傳統和後現代主義之間，有某種重要的親和力。兩者都拒絕知識的絕對確定性，人類現象的單純機械論解釋、極端個人主義、以及脫離倫理考慮的技術理性。兩者都擁護多元主義和相對性，反對實體的自我表現概念，都將自我看做處於關係中的。在以下關於中國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的討論中，後現代主義的另一個特點，是特別重要的，那就是包容。要實現後現代化，就意味著包容。真正的後現代主義，並不拒絕任何知識或者思想的資源。因此，我建議中國從中國的傳統、現代科學思想和融合新舊思想的後現代思維方式這三個思想資源中吸取營養。
解決中國經濟的三個核心問題
關於中國經濟政策應該採取的後現代走向，我將從傳統，現代，後現代三個角度，結合産權，計劃經濟和權威三個核心問題進行闡述。財産權可以看做是現代經濟最顯著的特徵。現代産權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它們與義務分離開來。結果，現代産權制度，導致社會不平等。社會主義曾經試圖通過將産權從私人手中轉移到集體手中，來糾正諸多與現代産權有關的問題。在很多方面，這種制度類似前現代村莊的舊的保護人與平民的關係，党的幹部起著村長和城市老闆一度起的作用。事實上，國家擁有所有重要的産權，並且允諾照顧每一個人。但是由於壟斷産權，國家也干涉了生産率，導致了人人貧窮。在中國，過去由於經濟失去活力，對社會主義的擁護，也就逐漸下降。從1978年以來，在中國，新的所有權形式，特別是鄉鎮企業所有權，已經出現。在採用私有産權的同時，中國得到了西方國家所得到的同樣的好處，但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生産率是提高了，但是，經濟不平等和貧窮也增加了。如果中國允諾産權由一小部分人壟斷，社會衝突，將日益加劇，對政府的擁護程度，也會日益下降。
中國需要發展一種後現代的産權概念
中國需要發展一種平衡現代排他性（私有制）和傳統互惠（公有制）的後現代的産權概念。這一後現代的産權概念將兼顧國家，地方，私人三者的利益。在政治上也兼顧了公正的原則。就價值來源來說，有兩種財産值得特別重視：土地産權和知識産權。在第一種情況，土地的價值，完全是由土地的位置所決定的，土地的價值，完全是一種社會産物。任何一片土地的開發，就增加了附近土地的價值。在沿海的大城市，尤其會發生創造價值的社會過程。如果說社會創造了價值，那麽，社會就應當獲得那部分價值。這一點可能很容易做到，辦法就是出租公共土地，對土地的私有業主徵稅，利用稅收作爲政府籌資的主要來源。1879年亨利·喬治提出的這種提議，隨後於1922年爲孫中山所採納，作爲他提出的地權計劃的一部分。不平等也會損害中國的經濟。因爲産生了一個龐大的窮人階層。他們太窮以至於買不起中國工廠生産的産品。不過，如果社會生産的財富得以共用，中國的國內市場就將得到增長，同時中國將不會依賴出口來支撐它的經濟。這對於維護中國的國家獨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價值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對待知識産權，包括書籍，音樂，電腦程式以及機械發明等。如果這種財産完全作爲社會財産來對待，那麽發明家失去了動力。如果知識産權完全作爲個人財産來對待，那就是否認這樣一個事實，即所有發明點子，都來自於某一社會背景，而並非單純的來自私人。這種情況，已經給像微軟公司比爾.蓋茨這樣的個人，提供太多的報酬。如果中國認同大多數價值是社會創造的，那麽，就必須爲此在世貿組織里面據理力爭。因爲世貿組織目前是捍衛知識財産的價值大部分是由個人創造的這一原則的。
社會創造的價值，不能追溯到一個簡單的位置問題。這種價值，從邏輯上來說，屬於全國人民，或者甚至屬於全世界。在中國，天津、上海、以及廣深地區人民的不同生産率，並不是由於他們個人的差別，而是由於他們所在的區域，能夠使這些城市獲得全國所創造的價值。現在，沿海的主要城市，都在吸收大部分社會剩餘價值，這是不應提倡的。因爲經濟進步的好處，應當城鄉共用，所有地區，所有家庭共用。這種共用並不一定是毛澤東式的大鍋飯。這將提供對投資和增長的刺激。
在確定所有這些價值問題方面，有某種緊迫性。如果中國單純地採用現代個人産權的概念，就會犯西方國家所犯的同樣的錯誤。可是，如果中國能找到一種後現代的産權概念，它也許可能避免其他國家已經陷入的陷阱。
對計劃經濟進行後現代理解
計劃經濟純粹是一種現代概念。西方對待經濟計劃的態度，可以分成兩極：第一級代表純粹的個人自由，政府不加約束。我把這一極叫做“自由主義的”。近年來，世界上一直有無計劃經濟的強烈運動，把一切留給市場力量去管。它假定，現有的産權是公正的，政府無需做什麽事來防止不平等的極端情況。這一極傾向於無政府主義。
另一極就是對經濟進行無微不至的控制，用“需要”而不是用“價格”作爲分配資源的方法。我把它叫做“社會主義的”。按照社會主義思想，爲了防止自由市場背景下所産生的不平等，無微不至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這就包括運用龐大的國家官僚機構來從事許多經濟領域的管理。
這兩極沒有一極是非常有效的。一方提高了生産率，但付出了造成不平等和社會不安定的代價。另一方減少了不平等，卻付出了破壞了個人努力和冒險的激勵。混合經濟的思想，就是兩極間的妥協，但是，這仍然是現代對立思想的産物。後現代模式提供一種新的整合。能夠同時使個人自由最大化（像自由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同時防止造成社會混亂（像社會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混合經濟無法辦到這點。後現代模式要取得成功，就是要找到這樣一個平衡點。對於中國來說，過渡到對計劃經濟進行後現代理解，應當不像西方那樣難。在醫藥領域，中國具有系統的非機械論思想的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任務，就是設計出一種關於社會和經濟的新思維，這種新思維既要獲取繼續有價值的西方機械論模式最優秀的因素，同時也要獲取中國傳統思想最優秀的因素。
爲政治權威尋找基礎
和中國經濟未來的成功有關的第三個問題，就是合法性和權威。對於任何一個社會，沒有一個問題，比爲個人和機構的行動確定權威來源更爲緊迫了。但是，追求權威，並不像任何其他的問題。在傳統社會，無需考慮權威問題，因爲它的存在不成問題。現代思想因爲否認傳統的價值，並且把理性作爲惟一權威來源，這樣，也就産生了問題。和英法啓蒙運動的思想家的信念相反，理性並不能支援民主。一個沒有傳統權威的社會，就會在無政府主義到鎮壓之間搖擺。爲了解決民主內部的緊張，在社會內部的群體以外，必須有一個權威或者忠誠的物件。理性的論證，並不能說明權威的來源是正確的。正如漢納所寫的，“權威的來源，總是來自政府外部或者高於政府的力量….. 這種外部力量，超越政治領域。”
現在的問題是究竟是否可能形成一套概念和形象，爲特定的政府提供權威。這涉及尋求一種既強調忠誠又尊重知識的傳統。這一困難的任務，對於具有建設性的後現代化思想，可能是最重要的。爲權威尋找合法性的需要，並非中國所獨有。在西方國家，權威的解體，也是一個越來越突出的問題。因爲有政府的持續存在，這問題就不那麽顯眼，但是，世界上每一個政府的合法性，現在一年一年越來越受到質疑。結果，一些基本制度也慢慢消磨。如果中國要避免這個問題，它就必須發展一種權威的基礎。馬克思主義能提供這一基礎嗎？儒家思想能單獨提供必要的權威嗎？傳統的某種結合，能提供中國今天的需要嗎？我並不知道這些答案。但是我相信，如果中國知識份子不能發現一種權威基礎，那麽，中國的問題，就像在西方一樣，會越來越多。
渴望和中國學者進行對話
在現代社會，有一種傾向，把經濟上的失敗，看成技術問題，這種問題，可以修理汽車發動機同樣方法來加以解決。在美國，這種觀點特別盛行。一種經濟制度預設了一種較大的社會制度的觀點被認爲是沒有意義的。由此可見，西方關於經濟的對話，考慮問題的範圍很窄。我已經嘗試提出一些建議，一種建設性後現代主義方法，也許有助於思考關鍵的經濟理論問題，從而對解決社會問題提供比較實際的指南。
我有一種感覺，中國的知識份子，不象他們西方的同行一樣，死扣機械論的世界觀。
在思考中國社會未來的形態時，中國的學者對於我國甚至沒有考慮的問題，都抱著開放的態度。因此，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國似乎是重視公共哲學的基本哲學問題的很少幾個國家之一。因此，我渴望和中國學者們進行對話，這樣我們就可以互相學習。
注:作者克里福德·.柯布(Clifford Cobb)系美國羅伯特.邵肯巴赫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此文系作者2003年10月在西安交大的演講。征得作者同意，特刊發於此。這里向克里福德·.柯布先生謹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