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思想对”美国治下和平”的挑战
[美]小约翰·科布(John B Cobb, Jr.) 大卫·格里芬 (David R Griffin)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 卢建筠博士 编译
過程思想對於美國現行的外交政策是否有自己不同的聲音？答案是肯定的。
我們政府的政策在2002年11月公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html）中得到了展示。該報告要求美國發展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對於不確定的未來保持軍事霸權。這種霸權要求針對威脅要發展敵對性力量的對手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這也要求美國不要屈服於那些可能阻止其在創造和維持完全霸權過程中的獨立性和主動性的國際條約和組織。
這個報告與1997年提出的“美國新千年計劃”有密切關係，其主張在2000年發表的“重建美國國防的戰略：新世紀的軍力和資源” （http://www.newamericancentury.org/）中得到了充分體現。這個計劃主要針對阿拉伯、中東，也被認爲與北韓和中國有關。發展這種觀點的新保守主義者認爲，美國帝國主義是仁慈的，而且美國治下的和平將意味著一個建立在民主原則之上的充滿和平和繁榮的世界。
在過程思想中有許多理由使人們相信，嘗試推行全球範圍內的“美國治下的和平”將不會出現如其倡導者們所設想的美妙結局。首先，宇宙中被賦予所有生物直至最高等的人類的基本實在是創造性。我們都基本上是創造性的。在人類對自由的強烈向往背後的是自我決定的人。
過程思想的第二個中心觀點是，我們都是社會的、群居的生物。我們大部分是由我們與共同體的聯繫和其傳統所構成的。這個觀點與前一個聯繫在一起，認爲全體背後的強烈動力是自我決定性，這樣，人類就能在願意的情況下保持他們的傳統。
僅僅由於這兩個原因，就使得美國嘗試強加在穆斯林和阿拉伯（還有其他）人們身上的另類生活方式將製造出大量的憎恨和反抗，儘管其初衷的確是想改善他們的生活。
過程思想還有其他理由使人們懷疑“美國治下和平”計劃能否成功。其中理由之一是人們對決定這些有限觀點特徵的無知。我們也許會堅信自己知道什麽對於其他人們是好的，這樣就可以爲了他們的幸福而強加給他們身上，儘管他們未必情願。我們應該防止高傲地宣稱自己比他們本人更知道如何才能改善他們的生活。我們就自然地提供我們相信會有益的幫助，然而，這可能是將被拒絕的幫助。另一個會影響觀點的是偏見。在過去的世紀中我們得知，理論上的偏見使人們曲解了烏托邦的幻想。
我們相信創造這種美國安全的嘗試將會失敗的其它理由是，根據過程思想，道德經驗是有普遍性的。當我們看到或感受不公正時，我們才會認識它。而持續的不公正産生仇恨。産生於我們要“平定”世界的許多不公正也將産生更多的反抗，其中部分將會採用恐怖主義的方式。
使過程思想者懷疑建立“美國治下的和平”是否明智的因素是我們對於習慣性力量的欣賞。儘管作爲個體，我們隨時有自由超越過去，但大家從經驗中知道，習慣尤其是長期的習慣將是很難打破的。機構中習慣性感知和行動的韌性則更強大，而其自我超越的能力也遠小於個人。這意味著美國將在未來會繼續行使它的權力，正如過去它那樣做的。美國現行試圖引起世界範圍內國家改變的努力將會改變這些國家人民的生活——然而，過去一個世紀美國的外交政策歷史能使人們相信這一點嗎？
很遺憾，答案是：不！正如一些優秀的歷史學家指出的，當美國面臨美國在其他國家的商業利益和完成其推廣民主和自治的使命的選擇時，華盛頓一般選擇了前者。這也具體說明瞭，華盛頓爲什麽支援那些爲了自己國家和美國利益而壓迫自己人民的獨裁者。這甚至發生於我們最富於理想的總統身上，如威爾遜，羅斯福。羅斯福在回答爲什麽支援獨裁者時這樣說：“他是一個畜生，但他是我們的畜生”。
如果考慮到“美國治下和平”意味著建立在民主原則基礎上的和平與繁榮，我們就要鑒別一下美國曾試圖長期控制的一些國家的情況，比如危地馬拉、尼加拉瓜、薩爾瓦多、菲律賓、海地和多明尼加共和國。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的民主，而且每當一種更民主的統治方式可能出現之時，美國會重建軍政權，從而去除了這種可能，以服務于傳統精英和軍事統治者的利益。
“國家安全戰略”表明美國通過加強全球化和經濟自由化而推行全球霸權。建立在新自由經濟理論上的假設認爲，這將促進全球繁榮，並最終消除所有貧困。但實際上，這些政策擴大了歐洲殖民所産生的富國和窮國的差距，也擴大了大多數國家內窮人和富人的差別。如果“美國治下和平”將強化目前這些方向上的趨勢，則窮人的苦難又將加重了。
但過程思想並非認爲激進變革是不可能的。儘管以前美國霸權的不良後果，但未來也有可能是否良性的。但遺憾的是，目前有利於“美國治下的和平”的種種花言巧語並未表明有期待懺悔的可能性。相反，它讚美我們作爲一個國家的那種品質。
我們對伊拉克的佔領爲我們的全球政策提供了一個試驗性的個案。這已經在許多地方得到了驗證。這其中的正當理由之一表示了對伊拉克和本地區人民的關心。薩達姆被說成是對鄰國的威脅，因爲他曾攻擊伊朗，入侵科威特。但人們很少提到，華盛頓曾鼓動它攻擊伊朗，並對其入侵科威特大開綠燈。另一個理由是薩達姆是一個暴君，其不但壓迫自己的人民，而且在與伊朗戰爭中用毒氣對付庫爾德人和伊朗人。但人們不知，美國當時就知道這一切，但卻繼續支援他，只是要服務於美國的利益。另一個理由是將民主帶給伊拉克。但美國並不允許伊拉克存在一個多數政府。這個國家的百分之六十的人是什葉派，華盛頓對不願意看到的是又一個什葉派國家出現在該地區。儘管大家在談論將伊拉克政權交給伊拉克人民，但實權仍將掌握在華盛頓，正如戰爭的發動者所指出的。
第二個攻擊伊拉克的理由是在伊拉克和9/11攻擊有聯繫。然而，並無確證表明二者的聯繫。事實上，美國政府早在“9 11”之前就將目標對準伊拉克了，而隨後的恐怖事件只是一個藉口。
第三個理由是伊拉克製造了大量毀滅性武器，違背了聯合國的協定，也未能與安理會派去強制它執行有關決議的武器核查人員有效合作。而事實是，武器核查人員早就結束了在伊拉克的計劃。而且，伊拉克並非唯一違反安理會決議的國家。以色列一邊系統地欺騙華盛頓，一邊發展核武器。此外，它也更多地違反了安理會決議。
對伊戰爭的真實動機是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即更好地控制世界的石油，並爲那些尚未接受華府霸權的國家提供一次示威，也爲那些拒絕跟隨的國家準備軍事上、公衆上的更進一步的“解放戰爭”實踐。簡單地說，伊戰的深層目的是爲了建立“美國治下和平”而推進的美國全球霸權。
而堅持“美國治下和平”戰略也意味著軍費的上升。其目標則是擁有壓倒性的、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無法挑戰的軍事力量。爲了使我們自己免受這種挑戰的威脅，我們政權要堅持軍事控制和太空的利用。而兩個推論就是社會支出減少和公民自由的削弱。
如果這些就是過程觀點引導我們從當前持續的悲劇中所期望的，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過程思想能否提出一個更有希望的方向。我們相信這是可以的。
我們都會同意，基於基本人權和權利分立的民主是最好形式的政府，部分是因爲這已經被證明是有能力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唯一方式。薩達姆王國已經證明：權力集中將導致人類權利的大範圍踐踏。正如深受過程思想影響的裏侯德·尼布林所言，履行公正的能力使得民主成爲可能，而人類傾向於不公正又使民主非常必要。勞地·埃克頓也在其名言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既權力産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産生絕對的腐敗。我們也都同意新保守主義者對民主價值的重視。
新保守主義者相信，一個被華盛頓控制的世界將有利於民主。我們承認，華盛頓會成功地在某些尚不存在民主的地方強制推行民主體制。美國佔領阿富汗和伊拉克後，也會留下這種機構。然而，當我們考察伊拉克的情況時，人們沒有理由相信，美國會允許多數人的統治，因爲這與美國的利益相衝突。
我們支援新保守主義者在全世界建立民主政府的目標，但對我們來講，民主還包括人民自我統治的自由。他們應該擺脫另一個民族的支配。“美國安全計劃”將不會支援這個目標。我們相信，在一個華盛頓統治的世界中，隨處可見的腐敗和不公正將比現在多得多。
我們反對“美國治下的和平”的另一個相關原因是神學的。旨在建立完全的美國霸權是基於世界範圍的無神論觀點。由於認爲在事物本質中沒有道德價值，於是強權即成了真理。然而有時卻相反，我們用兩元的宗教觀點來看待，將我們自己確定爲善行，將我們的對手確定爲罪惡的。這種兩元觀點是基於傳統神學的世界觀的一部分，其展示了一個我們必須屈服的神聖王國景象。懷特海嚴厲批評了這種觀點，他說這是一種關於上帝的未開化的理念。在這篇《宗教的形成》一書中，懷特海從未開化的角度敍述了權力。他夢想著具有武力的超人。而傳統的西方神學則將神聖的現實描繪爲宇宙荒野。懷特海又說，這種神學包括過度崇拜，而以埃及、羅馬的帝國統制者爲基礎創造了上帝。因而，西方思想是建立在帝國的宇宙論之上的。
考慮到人類基本的宗教衝動是當我們進行理解時而模仿神聖的實在，則這種帝國式宇宙論將有著甚爲嚴重的後果。比如，人類對出自權力的榮耀的崇拜是危險的事。懷特海說,由於人類陶醉於其中的吸引力而使世界本身甚至不能包容被屠殺者的屍骨。爲解釋這個理念，懷特海還說，一個超越性的上帝的觀點就是，世界是在命令下誕生的並服從於上帝意志，這已經蘊涵著基督教和伊斯蘭的悲劇。教義蘊涵了悲劇是因爲它引導其獻身者模仿其想象的上帝而將意志強加給其他人民。我們華盛頓的某些統治者也擁有這種上帝觀念。顯然，這些統治者將自己看作慈善家，但他們只是自己決定如何實施義舉，而當別人不遵從時則變得暴跳如雷。
相反，在過程神學中，所有生物都具有創造力，而且也部分是自主的。因之，神聖的權力是說服性的，而不是強迫性的。上帝的權力是在於賦予權力而不是強迫行使。有了這種神權的意向，我們追尋神性的願望就會採用一種顯然不同的領導理念。比如，我們會尋找所有成員共同參與制定領導自己的規則的那種方式。
如果這些原則也包括了全球化的現象，那我們將被引導去推動全球民主。但我們的意思既包括了全球層面的民主管理機制的發展，也包括社會各個層次民主實踐的擴散和強化。爲了支援這種觀點，我們要有三個中心理念的指導。第一個理念是，經濟機構應由能表達人民意志的政治機構管理。第二個是關於世界的過程視域，即認爲世界由形形色色的多個社會所組成。在人類水平上，我們將世界看作是由各種各樣團體組成的共同體。第三個理念是凱瑟裏克的補充性原則，其認爲所有決定應該儘量地貼近當地人民。比如在美國，聯邦政府就無權做出城市或州級就能行使的決定。而某些議題應在全民層次上處理。
另外，時至今日，有些議題只有在全球層面才能有效管理。在我們的時代中，某些類型的污染必須進行全球共管。然而，這種最具包容性的人類共同體卻無法實施自主。新保守主義者似乎相信美國將會明智地處理這些問題，但事實卻與這種樂觀相左。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者。它拒絕了“京都條約”提出的整體標準。現行政府的環境政策顯然只屈服於經濟利益。
過程思想呼喚被賦予權力的個人、團體和團體之上的團體。今日特別需要全球共同體。顯然如此。然而，從這些原則本身到清晰地表述改革現行全球系統的方式卻是很困難的。我們將從準備支援和組織現存機構的有關協定開始，然後，我們再涉及更大不確定性的領域。
在全球層面上，我們要反對美國對世界事務的支配，而加強現行機構的作用。這意味著從美國易於支配的布裏頓森林學院到催生著各種各樣觀點的聯合國的權力轉移。
這意味著應該給予聯合國一隻永久的軍隊以幫助履行其責任，也意味著加強世界法庭和新國際刑事法庭的權威。
在美國，這意味著放棄太空軍事化和財政預算優先權從軍事向社會目的的轉移。這也意味著應該簽署那些我們參與制定的公約。也意味著停止強迫其他國家的經濟私有化，以使他們通過跨國公司購買其所需。更廣泛地說，這意味著允許其他國家人民控制自己的經濟前途。但更爲實際而迫切的是反對“美洲自由貿易協定”。總體來說，這意味著允許世界輿論爲我們的國際政策指明一些方向，而不是操縱輿論以服務於我們的利益。
我們需要提出一系列更能體現我們理想的世界秩序觀。其中一個觀點強調履行權威的多層次性，並將補充原則和團體上的共同體原則應用與其中。這意味著權力從超級王國向其組成部分的下放。不是至高無上的國家，而是將權力歸於人民，而人民也盡可能地自主。這將不會太遙遠了，除非經濟仍然分散，因爲經濟上無力的人民也無法在政治上管理自己。由於許多事情必須在更大層面上決定，而州和國家政府也要有權處理許多事務。國家應象歐盟一樣授權給地區性機構以做出應該在該層次上做出的決定。最後，地區性機構也應授權給全球政府以採取令人滿意的行動。
第二個觀點則直接地聚焦與全球民主政府的産生。它與新保守主義者一樣,認爲世界是一個整體，需要集中控制。但二者在何者行使控制權上觀點不同。它呼喚世界人民建立一個全球憲章，以將現行國際機構轉變爲全球政府或用更好的代替它。它將有能力使其決定在任何地方得到執行。但這並非意味著低層次的政府將被奪權。這也將包括聯邦系統，根據補充原則的現存國家的權力分散將被鼓勵。這樣，在反對“美國國家計劃”這一共識上，其觀點的差異將並不很大。
然而，這裏還是有區別的，而且很重要。兩個建議的長處和短處是不一樣的。第一個會在多層次上（包括軍隊和警察）分配權力。這意味著一個世界政府不會結束國家和地區間的軍事衝突威脅。第二個建議則將軍事力量集中於世界政府中，這就防止了國家間有組織的戰事。這也要求找到合適方式以確保權力的使用不會導致支援多數人對付少數人，也不會從文官統治者中奪權。
無論哪一個系統也不能確保民主體制不被金錢利益所控制。前者的希望在於人民通過選舉熟悉的人物這種更多的參與而減少進金錢與腐敗的聯接。後者的希望在於使全球憲章防止賄選，從而影響選舉的官員。
政治能控制經濟利益，則集中的全球政府是有直接優點的。我們的經濟實際上就是全球性的。因之，國家或地區性團體都不能控制。如果經濟不能劇變，一個強大而集中的全球政府也無法爲共同利益而進行調整。另一方面，一個調節性的全球經濟也會繼續損害地區團體。它將徹底破壞補充原則。於是，第一個建議的中心的經濟分散目標也顯得緊迫，並通過與政治分散目標的並列而有效實現。
從過程思想的觀點來看，過程思想家及那些深受過程思想影響的人是不應該建立一個理想系統而迫使別人接受。這些建議的第一個價值是表明，“美國安全計劃”對星球的未來而言並非唯一的可能。其次，這些建議將引發討論，包括許多人會思考這種系統的優缺點，繼而提出自己的選擇。
如果沒有世界範圍的討論，則或者新保守主義勝利，或者建立“美國治下的和平”帶來一團糟。對我們而言，這兩個可能都是致命的。我們相信更好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倘若沒有改變全球和地區性機構中激烈的辯論和艱苦的工作，這又是不可能發生的。我們相信，過程思想將會對此做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