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的人生
--美国日内瓦集团公司总裁罗伯特.库恩博士访问记
樊美筠
[编者按]罗伯特· 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博士是美国花旗银行集团董事、日内瓦集团公司总裁。日内瓦集团公司是美国领先的、最大的并购公司，主要业务范围集中在收益从300万美元到3亿美元的非上市公司和中等规模的企业。经商之余，库恩博士喜欢著书立说。截至目前，库恩博士撰写和编辑了25本书。包括《创造创新管理者手册》和七卷本的《投资银行万事通》。他的三本著作《投资银行学》，《交易人》和《接近真理》已经在中国发行。库恩博士对中国非常友好。自1989年起，他几乎每年都要到中国进行演讲咨询。他领导的日内瓦集团公司同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经贸委、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广播电视部和中央电视台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他在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的有关并购的专题片《资本浪潮》和一部PBS记录片《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中担任执行总监。库恩博士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解剖/大脑研究的博士学位。
2003年7月22日，《世界文化论坛》主编樊美筠博士在美国日内瓦集团公司加州尔湾总部采访了库恩博士。在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库恩博士畅谈了自己的"永不放弃“的人生哲学和商场成功的秘密。
樊：您的经历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由一个大脑科学家( brain scientist)，成为非常成功的企业家。我们的读者很想知道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库恩：这个问题真不是三言两语可说清的。你知道，经商与做学问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由于我的学术背景（脑科学），使我成为一个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能够体察他人的感觉，帮助他人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解决各种疑难的问题。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说，从不放弃，是我成功的一个秘密。例如，在创业开始开始阶段时，总是非常困难。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事将发生。所以，我不得不同时做好几件事。因为你不能知道哪一件能成功。这几件事中，也许两件马上失败，但其他的会成功。但在开始阶段，你不能知道这一点。你不得不浪费许多时间在一些失败的事情上。我还没有聪明到在开始阶段都能知道什么能成功，什么将失败的地步。
一个人要成功，除了必备的一定的聪明才智外，要有创造性。但更重要的是，是你要有强烈的愿望。我知道许多天才，非常聪明，但并没有成功，因为他们没有强烈的成功的渴望。有一句英语的成语说：既然你很聪明，为什么你不富有？有很多聪明的人，并不富有，或者并不成功。我认为，欲望，目标和坚持这三样对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樊：我们的读者感到好奇的是您如何可能既日理万机地忙于管理公司的业务，主持电视节目，又发表了25本书？如七卷本的《投资银行万事通》一书就长达五千五百页。光通读一遍就要花不少时间。你是如何将经商和做学问两者结合得如此完美？
库恩：我的全部生活中，学者部分是非常重要的。我生活中的一半时间就是阅读与写作，这种生活对我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我的商业活动都放在白天进行，我的学者生活则放在晚上进行。我写作常常从下午五、六点开始，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钟。睡觉则从五点多到九点钟。我很注意更新我的知识，主要是在科学上。这两种生活都对我是非常重要的。
樊：这真的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我们中国古人心目中理想的生活就是“半日治生，半日休闲”。显然您是以自己钟情的著书立说权作休闲了。
库恩：可以这么说吧。我真是从著书立说中得到许多快乐。
樊：据我们所知，几十年来你一直执着于对人的创造性的研究。显然，创造性在你个人的生活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库恩：是的，创造性在我的商业生活与学者生活中都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与它有关。我的公司是非常特别的公司。从事的是买卖公司的业务。在这个公司里，体现了许多创造性的活动。例如在并购交易中，对企业资产的评估和定价，既具艺术性又富科学性。科学性体现在兼并的整个过程要建立在金融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艺术性则体现在个人的经验和洞察力中，而价格是并购交易中最本质的部分，要在并购双方找到一个结合点，的确是一个创造性的、艰苦的过程。
樊：我的专业是美学，当我在中国时，许多美学教授都在探讨创造性是否能够通过教育而获得？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库恩：我同意这个观点。当我在中国演讲时，中国政府想通过教育改革来获得创造性。中国想通过科教兴国。科教是非常重要的。当你以一个科学家的头脑来思考时，你就能了解自然的活动。你也能借此获得更宽容，更博大的思维方式，如果你受过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你就能有更多的路可走，发现更多的可能性。创造性在今日社会中的地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为今天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创造知识，就是创造财富。以前肌肉（体力）是财富，石油（物质）是财富，今天则知识就是财富。
在《接近真理》一书中我已经谈道：创造性是能够通过教育习得的，但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如何才能创造性地解决一问题？第一步是产生大量不同的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不要怕观念之间有冲突。要乐于看到有些方案是错的。要让洞见和灵感在大脑肆意滋生。不要过早评判可能的解决方案。分析，特别是精确的分析往往窒息创造性。将一切可能设想的方案都想出后，一一检测它们，剔除弱的，留下来的就是最佳方案。当然你要始终拥有对这最佳方案进行不断重估的权力。
樊：您刚才谈道要了解别人的感觉，这是否意味着光有知识还是不够的。最近几年，中国人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情商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情商，人类如何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并不这样认为。那时的教育体制仅仅注意到智商。这种体制培养了许多知识丰富但情感匮乏的畸形人。
库恩：是的，人类因为有情感而成为更好的人。但是在中国，年轻人的教育很早就定了专业，虽然这样可以帮助他们尽快地抓住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失去了一些东西，象感情沟通的能力和整合的能力，他们只知道知识，而从来没有学习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认为，情感教育是很重要的，它是创造性的一部分，也是情感发展的一部分。我一直相信，艺术，音乐并非只对科学家有意义，它对所有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樊：谈到情商，在与您的交往中，感觉你很有亲合力，这或许是你事业成功的另一个要素吧？
库恩：你必须喜欢别人，别人才会喜欢你。我有许多朋友包括中国朋友，当他们的处境变化后，也许不再任高官了，通常总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许多人因此再也不理他们了，但我从不这样做。我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们，尽管他们也许对我再也没用了。我不喜欢和势利的人交朋友。通常美国人这样做，但这不是我做人的风格。我相信应该保持长期的朋友关系，别人帮助你，你帮助别人。尽管也许他们不能再帮助你了。在我的公司里，我从不讲大道理，将企业伦理挂在嘴上。我只是做就是了，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我只是很专业地讨论企业的事情，我并不命令别人做什么事情，我只是做正确的事情，因为那对我是正确的。我很享受这种做法，我不能按其他的方式做事，因为这就是我做人的特点。在企业中，和他人保持很好的关系，喜欢别人，这对企业是很重要的。
樊：我非常欣赏您在中国演讲时常说的一句名言：“一个企业家要具有发现价值和创造价值的能力，要具有沙里找到钻石的功夫。”
库恩：是的，我强调这一点。你可以看见，有些人终身碌碌无为，没有给社会创造任何价值。
这是件很可惜的事。世界之所以不是虚无，就是因为有真理在，有价值在。而发现这些真理和价值，就需要我们的创造性。反过来也可以说，正是由于我们拥有创造性，世界才不是空无。经商与科学，艺术的过程是相同的。做一件新的事情，都是一种冒险。我要说的是，在我的生活中，许多我曾经做的事情都失败了。但我尝试许多不同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一种做它们的欲望，尽管你知道其中的一些不会成功。如果我做二十件事，十五件失败了，但依然有五件成功。这就是成功。
樊：在你的生活中也有过低谷吗？
库恩：是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人生的低谷。尽管每个人的低谷是非常不同的。没有人能够避免这一点。
樊：你认为，你个人的成功与你的童年有什么联系吗？
库恩：人们都认为，我的父亲是很成功的。他是个成功的商人。但我从遗传学上，则更多地继承了我的母亲。她性格坚强，精力充沛。如果晚生几十年，她也许会成为公司的总裁，甚至美国总统。至少她会比我的父亲更成功。但她生于1917年，那个时代，妇女根本没有机会。她只能成为一个家庭主妇。她有这种成功的基因，但没有机会。所以，我常说，我帮她实现了她的梦想。我的家庭给了我很好的教育。但我自己有非常强烈的成功愿望。我12岁的时候和八个其他富家子弟一起被父母送去参加二个月的夏令营。如同笛卡儿在冬日的军营中对周围的一切展开怀疑一样，住在简陋的山间木屋的我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虚无？为什么不是“四大皆空”？
樊：这个问题非常深奥，非常哲学。显然12岁的你就已经开始尝试独立思考了。这或许是你父母将你送上山的初衷所在。
库恩：是的。所以我对他们一直心存感激。
樊：今年十一月，在克莱蒙将有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一些中国专家学者将参加这次研讨会。而你作为CGU的校董，一直关心教育改革的问题，你对教育改革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库恩：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意见就是，应该将充分发展学生的创造性包括情商优先放到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这是一个潮流，我们必须往这个方向努力。
樊：在企业并购领域您是专家，请问并购活动对于WTO后的中国走向世界是福音吗？
库恩：这不是简单一句话可以回答的问题。企业并购活动纯粹是资本主义的。只是在1997年初，它在中国才开始出现萌芽。如果你收购，兼并的是个好企业，可以产生好的效果，如果是个不好的企业，收购它会产生不好的效果。所以，收购和兼并企业是很危险的，必须非常小心。在中国，许多被收购和兼并的企业是效益很差的，这将使公司的名誉受损。而且许多公司属于不同的省份，所以，这里存在许多问题。如关于所有权的问题，在中国是模糊的，而且非常复杂。收购和兼并企业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必须非常非常地小心。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象一些中国人所想的那样。
樊：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小农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因循守旧的思维定势。而今天不接收改变就意味着自动退场。所以，许多中国读者非常欣赏你的说法：不冒险，便是最大的冒险。您能对此谈得更具体一点吗？
库恩：坦率地说，我更愿意保持平衡。一个极端是不冒险，另一极端是想象你做的每件事都是好的。你必须欣赏这两方面。你必须改变，你不能模仿其他的人。美国当然希望看到中国马上就变得和它一样，中国人也渴望改革快一点，但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放慢节奏，尽管有时慢也是不对的。因为每一件事都必须非常小心，学习西方好的一面，但是必须要有自己的独创性。
樊：对中国的改革，中国经济的未来，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的世界管理大师德鲁克持一种悲观的态度。想知道你的态度是什么？
库恩：我对此持乐观的态度，当然不是盲目乐观而是理性地乐观。一方面，中国如果不改革，是危险的，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改革只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改革过于急促，同样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我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十分强劲，8％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可观的，而且也被控制得很好。党内的政治改革，党外的村镇民主选举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这都是很好的迹象。我还是赞成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人穷，如果一无所有，人们就不会关心他们将会失去什么。如果他们有财产，有房子，有电视等，有下一代，他们就会关心社会的稳定，就不希望社会乱，就希望大家一起携手工作。看看这次“非典风波”，就被中国政府处理得很好。
樊：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为什么在美国的中国企业规模都很小？
库恩：这是很正常的。几代下来以后，情况就会大大的改观。我的祖父只有一个很小的店，专买雨伞。对移民来说，很自然，开始时只是一个很小的企业。有些中国移民非常成功，他们有知识，有技术。中国的移民，特别是老一代移民只是集中在中国城。最近20年这一现象开始改变，年轻的移民开始走出中国城，向主流社会迈进。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他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再次印证了我前面说的话：知识就是财富。
樊：由于我们《世界文化论坛》是一份以知识华人为对象的文化报，所以最后一个问题自然涉及到文化。您在许多演讲和著述中强调企业的文化含量，自身也在中美两地参与了许多文化事业，这在金钱挂帅的今天很有些反潮流的味道，请问是什么哲学支撑着您这样热心文化事业？
库恩：答案是我不能不这样做。这不是一件我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我不可能不做的事。对文化的热爱已经是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生命意义之所在。当然，我必须将我有限的精力与时间集中做一些事情。象我作为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的校董，我就不可能每次都参加学校的董事会议，也许四．五次会议中，我只参加其中的一次。为能做好每一件特别的事情，我必须集中精力。我对公司有责任，有电视节目要主持，还有自己的书要写，毕竟世界上只有一个罗伯特.库恩。对吧。
樊：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您关于创造性的洞见非常具有启迪意义。
库恩：我们是老朋友，不必客气。《世界文化论坛》我已经看到了，我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