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儒商”施沃伦的中国情
The Feeling of Dr. Schwerin, a Foreign Confucian Businessman for China
王治河*
“另类”资本家
加入WTO, 对於中国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对於外国资本家，则是一次绝好的淘金机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麽外商如过江之鲫涌向以往谈之色变的 “红色中国”，涌向上海滩，涌向北京城。
此情此景不由地使人想起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那句名言：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家不惜飘洋过海…..
然而人世间的事往往是复杂的。如同一般中总有特殊，在这股向中国进军的大潮中，也不乏一些另类 “资本家”，驱使他们远涉重洋来中国的动力则不是金钱，而是某种超越金钱的东西。
美国“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掌旗人大卫.施沃伦博士（David A. Schwerin, Ph.D）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 “另类。”
由于身为D.J 投资咨询公司总裁，在三十多年的企业实践中，大卫.施沃伦博士深切感到现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许多弊端，特别不满意它一心追逐利润对社会责任其中包括环境责任的漠视。有鉴于此，大卫.施沃伦博士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通过电视电台和集会发表了许多演讲并撰写了大量文章呼吁精神文明的重建，倡导企业,社会，环境之间的三赢。其思想在美国企业界和舆论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施沃伦的中国情
使施沃伦名声鹤起的是他的Conscious Capitalism--Principle and Prosperity(中文版名为<<财富准则—自觉资本主义世代的企业模式>>)一书。该书是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代表作。
拜该书之赐，我得以结识施沃伦，也正是该书促成施沃伦演绎了他的中国缘。
童年的时代的施沃伦喜欢在家乡费城的沙滩上挖坑。父亲对他讲，你如果这样一直挖下去，有一天你会挖到中国去。遥远而神奇的中国一直令小施沃伦憧憬不已。不曾想大半个世纪过後，在耳顺之年，自己真的来到了令人神往的中国。登上了古老的长城。
爬长城的时候，施先生曾一度感到不适，为怕扫我们的游兴，拒绝让我们停下来陪他，一再坚持让我们继续赶路。待夫人琼，安娜和我从长城之巅的烽火台返回为没能陪他表示歉意时，施沃伦却感谢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仔细观察的绝好机会。
他对我们说，他在坐下休息时注意到，每个登长城的中国人，不管男女，不管老幼，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他同时也注意到来登长城的人群中有不少象他一样的外国人。这给他一个关于长城的启示：长城，历史上是作为屏障而修建的，目的是阻止外邦人的入侵。但实际上并没起到应起的作用，反之却是一次一次被攻破。今天，长城向世界开放，它变成了桥梁，系联着世界各族人民的友谊。虽然有苦难，有血与泪，但从屏障到桥梁，长城角色的转换实际上折射的不仅是中国的进步，也是人类历史的进步。
到底是思者，对于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的中国人，不难读出此番话语的份量。施沃伦对中国由衷的喜爱也跃然纸上。
2002年春在美国接受王晓华博士的访谈时，施沃伦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他2001年的中国之行： “首先，我要说我在访问中国时获得了很大的快乐，中国人民的友好给我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中国有悠久和丰富的文化和许多优良的传统。以整体的观点看待生命和拥有长远的历史视野是对中国的现代化极为有益的两个传统，它将使中国更好地在现代化过程中把其经济整合到世界格局中。如果中国保留了这两个好的传统，那么，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环境问题的挑战将会被成功解决。此外，中国的商家和企业还会从对社会和环境负责的经营实践中获得长久的回报。这对世界来说也是个好事。”1
爱屋及乌，或许是太热爱中国了，施夫人琼非常渴望为自己的独生儿子艾瑞克—曾叁加过中美WT谈判的美国经贸部的前官员--物色个中国媳妇。可怜天下父母心，这一点倒很像中国大龄青年的父母。在京时，她一眼相中了社科文献出版社兰心惠质的莉莉小姐，可惜莉莉小姐对华盛顿的生活不感兴趣，给她来了个 “中国可以说不”。
初识施沃伦
回想起来，作为《财富准则》一书的译者，我与施沃伦博士的相识说来颇有些偶然。
1998年秋来美读书后，常有国内出版社的朋友托我代为物色畅销书。理解出版社创经济效益之心切，因此此事倒时时挂在心上。学习之余，不时到附近的书店搜索一番。<<财富准则>>一书便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我发现的。
虽然此书是在寻找畅销书的过程中被发现的，但我却并不觉得此书在中国会畅销，因为此书是 “讲道理的”，而非 “供消遣的”。
尽管自知此书不会成为畅销书，但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支持下，特别是谢寿光先生和路卫军先生的盛情相邀下，我最终还是决定在紧张的学习打工之余翻译此书。促使我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喜欢，欣赏书中的道理，二是被作者的人格魅力所感召。
或许跟近10年来自己一直从事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有关，对于与该思潮亲近的思路和动向，也就是对于反思，发难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思想体系的言与行，我都格外敏感。在大卫.施沃伦的 “自觉资本主义”中我感觉到了某种后现代的味道。（在 译者序“别一种资本主义”中我具体展开了二者的同工之处。）
施沃伦博士的人格魅力是促使我翻译此书的另一重要原因。虽然施博士的儒雅睿智，常常给任何一个见过他的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我更对他的宅心仁厚感触良多。在我所结识的美国企业家中，施博士的宅心仁厚及讷於言，敏於行的品格使他很象一位我们中国敦厚的贤者。而不象个钻到钱眼里的 “资本家”。正因如此，我很喜欢曲跃厚教授对他的称呼：“儒商”。
有两件小事可以佐证。一是为了表示感谢我允诺翻译此书，施曾携夫人Joan专程从美国东海岸的费城到西海岸的洛杉矶来看我。此外，当得知版权谈判由於外方出版社索价过高进展不顺时，自愿自己出资摆平了此事。<<财富准则>>出版後，又主动购买了数百本书演讲时赠送给听众。
虽然他从未跟我谈起过这样做的原因，但我估计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大概听我提起过国内出版学术着作的不易。二是考量到了中国学子的清贫。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韩震教授感慨良多：根据韩教授的说法，这些年来北师大演讲的中外嘉宾和学者不计其数，但据他所知，施沃伦是第一位免费向教师和学生听众签名赠书的演讲者。
對於做好事從不說個 “不” 字
在<<財富準則>>一書中，施沃倫曾以十分讚賞的囗吻談到美國社會責任企業的榜樣企業家 “對於做好事從不說個‘不’字”。其實生活中的施沃倫也是這樣一個人。2002年6月初我們在費城開會時，當他得知有中國大陸學者與會後，立即驅車到會議所在地熱情邀請他們到他的費城家中一聚。記得杭州大學的陳村富教授，復旦大學的高國希教授，山東大學的林聚任教授三加了那次聚會。對主人的好客及房間裝飾的典雅印象頗深。
施沃倫博士迄今爲止已經兩次訪問中國。時間分別是2001年秋和2002年冬。2001年秋天訪問我國時，施沃倫博士曾應邀在中共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馬列編譯局，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學，西南政法大學，西北大學，東南大學進行了演講。2002年冬的訪問則在華南師範大學，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發表了演講。並在上海接受了<<文景>>雜誌主編楊麗華女士的採訪。
2001年秋天那次訪問，我承擔了部分演講的現場翻譯工作。施沃倫夫婦對中國學子的聰慧和敏銳印象極深。對於胡錦濤任校長的中央黨校的開放，特別是能邀請他在黨校校園裏演講 “自覺的資本主義”感到既驚異又興奮。儘管夫人Joan 一開始著實被武裝門衛的軍刺驚秫了一下。
有意思的是，或許是深受 “知行合一”思想的熏陶，每次演講後總有中國聽衆單刀直入地問施沃倫這樣一個問題：你理論上提倡企業要講社會責任，想知道身爲公司總裁，在你自己的企業實踐中你是如何踐履自己的理論的？
記得他當時講了好幾點。現在能清楚記下的是這樣幾條：一是給予員工的要永遠多於他們所預期的。二是永遠將客戶的利益放在首位。他曾舉過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如果由於自己公司帳算錯了，少給了客戶，就趕快給人家補上。但如果多給了客戶，則絕不往回要。第三點是永遠不將錢投資在如煙草，軍火等非社會責任企業上。這最後一點令我想起一件事，即每次施沃倫夫婦外出，若有可能總住在若干特定的酒店，儘管這些酒店的價格相對貴些。我曾爲此問過他爲什麽放著便宜的不住住貴的。他的回答很出乎我的意外：因爲這些酒店都是 “社會責任企業”，理應支援一下。支援的人多了等於鼓勵這些企業沿著這條路走下去。
這三條看起來很平實，但若非某種堅定的爲人理念在背後支撐著，要做到也實屬不易。因爲金錢的巨大誘惑畢竟在那裏。
或許正是這種事事處處爲人著想的心態使施沃倫及其<<財富準則>>在中國找到了知音。也使施沃倫的演講每每贏得中國聽衆的熱烈共嗚與掌聲。記得在西南政法大學演講時，年青的學子們爲了能聽到演講，提前三四個小時就已經把若大的一個禮堂占滿了。以致陪同我們逛山城街景的一位女生竟無緣擠進來聽演講。爲了表示歉意，施博士特意囑咐我一定要留一本有自己簽名的書給她。
中国学者的热烈回应
《财富准则--自觉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模式》 2001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后，在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国外社会科学》，《中国青年报》，《人民论坛》，<<学习时报>>，《探索与争鸣》，《南方周末》，《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读者导报》，《文景》，《中国人力资源研究>>，<<中国改革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中国经营报>>，<<中国审计报>>，<<中国保险报>>，<<深圳特区报>>，<<重庆晚报>>，<<互联网周刊>>，<<西南政法大学报>>等20余家报刊杂志对此书发表了评论和报道。《中国青年报>>，<<世界文化论坛>>和《读者导报》还分别对施沃伦博士本人进行了采访。印有他的头像的<<财富准则>>一书封面甚至出现在北京长安街的公共汽车上。这番热烈的反响，是施沃伦和我都没想到的。
这些书评和采访尽管视域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财富准则》一书的“与时俱进”性。用于奇智博士的话说，这是一部 “适时之作。” “这部著作旨在发难传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将自觉资本主义企业伦理运动推向了新阶段，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新的资本主义企业理念。” 2
传统资本主义企业以残酷竞争方式获取最大利润，导致财富、人性、生态之间的巨大裂痕和严重危机，曾经被启蒙运动所高扬和 “大写的人”则被训练成见利忘义的 “小人”和灵性匮乏的消费动物或挣钱机器。可以说，今日西方世界的诸多弊端盖起因于此。它象一巨大的陷井，暗藏在中国人民通往现代化的路上。它可以说是现代化之路上的 “红罂粟”。
如何使中国避免重蹈资本主义所演绎的 “人性的悲剧”，如何既克服传统资本主义的 “黑暗面”， 又使中国走上永续的後现代化之路，将极大地挑战着中国人民的智慧。正如曲跃厚教授在题为 “儒商: 经济学和哲学的双赢”的书评中点到的那样， “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处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中的中国,需要更多的像大卫·施沃伦先生这样的富有理性智慧和精明头脑的儒商, 需要更多的富有社会感的企业和企业家,也需要一种超越了传统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之弊端的 "自觉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或许是我们从《财富准则: 自觉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模式》一书中获得的最重要的启迪.”
《财富准则》一书打动中国学者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它的 “实”。
该书是 “讲道理”， “讲道德”，讲精神的。但是这些道理，道德，精神决不空疏，都是实实在在的，可行的。或许是有感经历文革的中国听众对 “假大空”的厌恶，在2002年11月题为 “商业与精神：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交汇点”的在华演讲中，施沃伦一开始就明确指出：”许多人认为精神与商业是水火不相容的。商业注重实用，而精神则关注超物质的东西。然而，20世纪最有号召力的领袖人物之一圣雄甘地则反驳了这种观点，认为商业和精神是相容的。他指出，“如果我的任何精神活动被证明是不可实践的，那么这些行动就是失败的。我确信最精神性的活动在本真的意义上是最实际可行的。”
曲跃厚教授认为施沃伦所推动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核心就是把企业赢利和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或者用国内流行的话语说, 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 而非要么不择手段地唯利是图, 要么喊些空洞的道德口号。换言之, 企业赢利和社会责任的共荣亦即经济学和哲学的双赢, 是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 的核心.
崔伟奇博士在题为 “‘为富须仁’--建构后现代主义的企业价值观”的书评中也认为〈〈财富准则〉〉一书的一大贡献是帮助我们解构了盘据已久的“富”与“仁”之间的对立高墙。崔博士强调：让“为富须仁”不再成为老生常谈，而变成企业的现实行动，是〈〈财富准则〉〉一书的“一大亮点。”3
<<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郭烨女士以 “另一类投资银行家”为题发表了对施沃伦的访谈。她以女姓特有的细腻和记者的职业敏锐非常到位地捕捉到了社会责任企业家的独到之处。在 “采访後记”中她写下了一段话，很值得深思： “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其实不乏胡庆余堂、同仁堂老店这种“忠厚传家久”的佳话。今天的商业巨子李嘉诚先生不久前也在一次面对大学生的场合里提出这样的观点：要吸引及维系好的员工,就要给他们好的待遇及前途,及有受重视的感觉。在西方学习雷锋讲奉献的今天,国内一些茁壮成长的民营企业也把“不让雷锋吃亏”作为企业的理念。但是,为什么中国企业的精神与风骨至今却湮没民间,让国外的企业界人士唤醒了我们深藏的记忆？”4
尽管不少中国学者认为"自觉资本主义"是个振奋人心的理念， “一种将社会的和生态责任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是个福音。” 但也有中国学者担心，过早地强调企业的生态责任会妨碍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发展。
针对中国学者的疑虑，施沃伦的回答是： “尽管我能理解中国人民的担心，但是我必须指出两个误区：第一个就是生态责任可以被置之不顾。事实上，它只能被延缓执行。如果不追究污染的责任，环境就会继续恶化，每个人都会由于健康不佳和生活质量下降而受苦。另外，外国投资者会因为昂贵的法律、医疗、保险费用而退缩。治理环境的代价迟早是要付出的，延迟支付只能使今后几年的工作更加艰难，所付出的代价更大。所以，问题是何时负责，而非是否负责。第二个误区是认为对环境的保护必然拖累经济。不仅要看到保护环境的当下付出，更要注意到环境保护对推动竞争和革新的巨大效果。西方在三十年前大幅度地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标准，但经济并没有因为环境保护而放慢发展速度。之所以会有这种令人震惊的收获，是因为提高环境保护标准推动了革新，降低了消耗，提高了产品质量，激励了对新产品的创造，增加了全球性竞争。所以，环境保护的所得远远大于支出，更重要的是，一个更加健康和令人愉快的生存和工作环境因此得以产生。”5
或许社会主义大锅饭吃惯了，中国听众最常问的另一个问题是：环境责任应该是政府的事，怎麽让个人和企业来抗，个体的力量是如此单薄，有怎能担负的起这付重担？施沃伦的回答我至今记得很清，因为它对我本人触动极大。他说：如果我们不喜欢一件事（如环境污染），我们就努力改变它。投身这一改变的人越多，事情就有望早日得到改变。在美国，从反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到今日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无数的 “草根个体”就是这样一路抗争下来的。这才有了今日的男女平等和种族和睦相处。
<<财富准则>>一书浓厚的男女平等色彩和对於女性地位的的高扬，使它自然而然得到一些女性读者的赏识。樊美筠，邢冬梅，王志钧等女性作者的书评反映的就是这种共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施沃伦的工作不仅吸引了象曲跃厚，于奇智，樊美筠，崔伟奇，王晓华这样的人文学者从哲学，伦理学，美学和生态学层面对之加以关注，而且也吸引了一些经济学家的目光。安容事件等美国的华尔街丑闻暴露之後，一些中国经济学家甚至运用施沃伦的 “自觉资本主义”概念反思，批评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如姜奇平的 “ 新经济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何帆的 “从华尔街丑闻看美国式资本主义的危机”，钟伟的 “华尔街期盼 ‘自觉资本主义’的降临”。
期待着那麽一天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关注，研究 “自觉资本主义”这一新的文化-经济现象和理念。在与中国的学者和中国的现实遭遇之後，施沃伦的 以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为基础的“自觉资本主义”在中国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生长空间。
当记者问到：你希望在中国推进这项运动吗？施沃伦博士诚恳地回答：“我只是希望与大家分享这一理念。我想这些可能会对中国人民有帮助。希望中国可以从美国曾经犯过的错误与成功经验中吸取教训,少走一些弯路。如果中国人民能够领会其中的智慧,我希望能够加速他们前进的速度。”6
当然，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不仅涌现出一批 既富且仁的智慧地经商的社会责任企业家（这些中国的新时代的儒商们在自己的企业中有声有色地创造性地展开自己的中国式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而且涌现出一大批怀抱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费者和股民（他们智慧地消费，智慧地投资），这一天应该是 “洋儒商”施沃伦最快乐的日子。我想。
*作者简介：
王治河，祖籍山东。1960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重返燕园，师承著名哲学家朱德生教授，攻读西方哲学史专业，获硕士学位。1988－1998年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国外社会科学》副主编。1998年秋赴美留学，现任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
王治河多年来一直从事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出版专著《扑溯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1996，1998）、《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两部，译著《艺术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财富准则－自觉资本主义时代的企业模式》（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两部；发表学术论文、译文数十篇。
联系地址：Dr. Zhihe Wang, China Project,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Claremont, CA 91711
E-mail:zhihe.wang@cgu.edu，zhihe@ctr4process.org Tel:9096215330, Fax: 9096212760
1王晓华：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生态责任—与施沃伦博士对话”，载<<读者导报>>2002年第884期（5月10-16）。
2 于奇智： “人智慧地经商着”， 载《中国人力资源研究>>2002年第3期。
3 崔伟奇：“‘为富须仁’--建构后现代主义的企业价值观”， 载〈〈文景〉〉2002年第一辑。
4郭烨： “另一类投资银行家—大卫.施沃伦博士采访录”， 载<<中国青年报.京萃周刊>>2001年 10月 12日。
5王晓华：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生态责任—与施沃伦博士对话”，载<<读者导报>>2002年第884期（5月10-16）。
6 郭烨： “另一类投资银行家—大卫.施沃伦博士采访录”， 载<<中国青年报.京萃周刊>>2001年 10月 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