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自己与保存自己
叶秀山
欧洲哲学传统讲“自己”与“异己”的关系。古代希腊哲学家从实际的事务中“摆脱”出来，对世界采取一种“自由”的理智态度，至康德理智的、知识的“自由”上升为“道德”、“实践”的“自由”，在此种“自由”中，人直面“物自身－物自己”，但是这个“物自己”对于“科学知识”来说，乃是“异己”。
从康德到黑格尔，用种种办法把“异己”包容到“自己”之中，先是逻辑地（费希特），再是直观地（谢林），然后是辨证地、历史地、时间地（黑格尔），但是讲的都是“同一”哲学，以“自己”包容了“异己”。
欧洲哲学在上个世纪的发展，经过胡塞尔、海德格尔到法国“后现代”诸公，这个关系颠倒过来了：他们强调“异（己）”，以“异己”来包容“自己”，似乎把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又来了一次“革命”：使“自己”围着“异己”转。当然，都保持在哲学－形而上学的层面，而不是回到传统的“感觉经验”道路上去。
欧洲哲学“走出自己”之后，发现“异己－它者”原比“我”要强大，“我”不但要“欢迎”“它者”，而且要“尊重”、“服从”“它者”。原来，归根结蒂，是“它者”“维护”、“看守”着“自己”。
中国哲学的传统原本是开放的，《中庸》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命之谓性”，“性－本性－自己”乃是大于、强于他的“天”所“命（定）”的。
中国学术对于外来文化，也有过抵制，佛教传入中国受到过尖锐的批判，但是逐渐成为中国学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在那“异己”（列强）表现的很带侵略性的那段时期，中国学术有识之士，仍然强调“兼容并蓄”，把实际的利害关系和学理上的融会沟通做了区别。中国哲学精神对于“异己”外来优秀文化，采取的是“欢迎－好客”的态度，并以此来丰富、发展“自己”。
“自己”不是一成不变的，按哲学的语言来说，“自己”在“时间”中，在历史中，在发展变化中。“存在”不是“非时间”的抽象，不是概念，而是“在”“世界”中。“我”“在”“世界”中，也就是“自己”“在”“异己”中。
欧洲的哲学已经认识到，“异己”不可能“归约”为“自己”，认识到“欧洲中心论”之幼稚可笑；中国哲学也不再有以“自己”“并吞六合”、“包涵环宇”之空想。
在哲学上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所思考的“主－奴”关系将转向对于“主－主”关系的思考。这就是说，哲学的思考重点，将集中在“自由者”之间的关系上。我们生活在“自由（者）王国”，协调好“诸自由者”之间的关系，乃是哲学的问题，也是现实的问题。
“诸自由者”之间既然不能“归约”，则是“异”，而不是“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的自由－自己不能被剥夺，也不能剥夺他人的自由－自己。承认他人的自由－自己，也就是承认我的自由－自己，也就是我的自由－自己的“被承认”。“自己”“被”“异己－他人”“承认”。“被承认”的“自己－自由”才不是像康德那样“空洞的”、“形式的”、“软弱无力的”。
中国的学术早已“走出了自己”，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失去自己”；真正失去自己的办法是把自己包裹起来，容其“自生自灭”。自生者必自灭。孔子说，“仁者寿”。“仁”是“二”“人”，已有“他人”的度。“他人”“寿（大）”于“我－自己”。“自生”为“孤独”，“孤独者”“不寿”。“生”、“灭”，“寿”、“夭”，皆非仅仅是自然的，而是精神意义上的。
老子也说，“功遂身退”。“功遂”乃是“自我”之“完成”，“成了”“帝王”、“将相”；此时要“守住”真正“自己”，则要在精神上“退出”那些“已成”的“名”和“位”。“退出－走出”那个名位已就的“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存”“自己”。
之所以“走出自己”可以“保存自己”乃是因为“自己”原本在“时间”之中，因而总是在“自己”与“异己”的“交换”之中。经过“时间”“演化”的“自己”才是丰富的、有内容的、有经验的因而是真正的“自己”。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最初也是抽象的、空洞的，只有“外化”出去，克服各种“异己”，然后回到“自身”，才是“功德圆满”，“精神”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中国的精神也要“走出去”、“请进来”。虽然这两个过程都是很曲折的。
近几百年以来，中国人“邀请”了很多“客人”进来，有时候这些人并不友好，这种“邀请”成了“开门揖盗”，尽管“盗亦有道”，随着侵略也夹杂他们的一些文化技术进来，但是我们还是要把它们“赶（请）出去”。如今世界的情形有了很大的变化，“请进来”的客人绝大多数是友善的。“好客”成了国际新风，而被一些哲学家纳入了哲学的思考范围，法国新近故去的列维纳斯对此有很好的阐述。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哲学文化方面“走出去”相对弱一些。当然，我们不会像黑格尔那样把“绝对精神”“放出去”去“征服世界”，而是更好地“进入”对方，以“身在其中”的态度来向对方学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相信“对方”终归是会“欢迎”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