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形而上学语境中的高等教育
[美]马克斯•福特
严 明 译
摘要：该文介绍了人类到目前为止所拥有的四种大学：教会大学、民用大学、研究型大学和企业型大学。这四种大学体现了四种不同的世界观。从总体上看，这四种大学都不曾在整体上提升过这个世界的价值，而这一点正是以怀特海哲学为基础的建设性的后现代大学的宗旨所在。
关键词：大学；怀特海；后现代
一
大学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几个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发展，为了服务于主流权势与理念，大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它曾听命于基督教会，也曾服从于国家利益，后来投身于科学研究，现在又服务于经济需要。有些人相信，经济繁荣是最大利益，而且实际上有可能让所有人都成为富翁，在这些人看来，大学已经臻于完善。但从怀特海的观点来看，大学，以及西方文化自身，都需要再一次转型，那就是要把重心从经济学转向道德与美学价值观研究，还有地球及其众多居民的健康发展问题。
在本文中，笔者将简要回顾大学发展的历史，主要依据小约翰• 科伯的文化分析理论。然后将讨论一下过程哲学的几个基本方面，尤其是将其与主流的世界观加以对比。接下来，将简要谈谈致力于价值观研究的大学应有的形象。笔者的建议主要是针对美国和欧洲的大学的，因对中国了解不多，故不清楚笔者的评论在此将会产生何种效用。
大学最早作为医生和律师的培训机构在中世纪初具雏形，但是直到开始培养神学博士，大学才具备了完整的形态。内森•赛特纳在《中世纪的大学》一书中写道：
当我们试图去想像一所中世纪的大学时，我们的脑海里闪现的不是萨勒诺大学，也不是虽然也很有影响力的博洛尼亚大学，亦不是让英国为之骄傲的牛津大学，而是座落于塞纳河畔的巴黎大学，她的伟大令其他大学黯然失色，令人心驰神往，她是整个欧洲的知识中心，法国历代国王的，罗马教皇的心爱之地和快乐源泉，世界的神学仲裁者[1]（P56）。
巴黎大学的课程设置由基督教化的七项人文科目所组成：修辞、文法、逻辑、几何、算术、音乐和天文。同时还有医学、法律与神学的博士课程。到目前来看，三个博士课程中显然以神学最为重要，单是从需要修读的学习年限就可证明这一点。一个神学博士最长要在拿学士学位之后再修读十年之久。
许多世纪以来，在巴黎大学首先盛行的这种教育，成为了欧洲及其在全世界殖民地的高等教育的典范。新教对于圣经语言和历史研究以及后来的科学研究的兴趣，也曾对大学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带来的变化都不曾有违大学的最高使命：那就是听命于基督教会。
巴黎大学和她的模仿者对中世纪的经济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宗教。
十七世纪后期，在哈里出现了一种新型大学，一种为非宗教的国家服务的大学。十七世纪的多次宗教斗争极具破坏性，最终是以降低教会重要性的政治手段解决了问题。一度为教会所拥有的权力转移到了国家手中。这并非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随着国家取得了以前为基督教会所有的地位而发生的。正是这种新的政治上的客观变化提供了必要的环境，使服从于国家利益的新型大学得以出现。
服从于国家利益的大学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听命于教会的大学。神学，这个一度最主要的研究课题，已经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公共管理、地理与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教学语言也从教会语言拉丁语转为国家语言，可能是德语、法语或英语。
然而，服务于国家的民用大学不是在德国，而是在美国达到其全盛时期的。在美国内战结束时，国家通过一项法案，奖给每个联邦州以土地，这块地可以被卖掉以兴建民用大学。在这些大学里，工程、采矿、农业以及类似“实用文科”课程同“人文科目”课程一起讲授。对文化来说，人文科目仍被视为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美国想充分发挥其农业与工业的潜力，就需要建立对所有美国人（或至少是美国白人）的子女开放的大学，其课程也需要拓展为既包括抽象理论，也包括实用知识。
在民用大学在美国达到全盛的同一时期，德国又出现了一种新型大学。德国知识分子极为反对大学服从国家利益的需要，他们坚持认为，高等教育的真正目的，乃是研究(Wissenschaft)，并随之而升华人格 (Bildung)。为了争取获得国家的财力支持，这种新型大学的创建者只好从国家荣耀这一方面（当然这也是一个因素）来表述其创建大学的论点，但其根本理据与国家或其公民的需要并无关系。
研究型大学的课程设置既不是以七项人文科目为基础，也不是以“实用技术”为基础，而是以学术领域为基础。开始时，将学术领域分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这种分法类似于将七项文科区分为研究语言的（三学科，即修辞、逻辑和语法）和研究数学的（几何、数学、音乐和天文）。但后来很快就产生了一整套的研究领域，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以及犯罪学等等，从此以后这些领域就被称为“社会科学”，科学与人文研究领域的数量也开始不断增加。学术领域关注的是一种单一的精确性，但这种精确性是凭借对解决实际问题没多大作用的一定程度的抽象性来得以实现的。然而，这不算缺点，因为最初建立学术领域研究的学者们对实际问题并不感兴趣。
研究型大学为整个欧洲和美国广为效仿，并很快成为了衡量其他大学的标准。当前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如此。
与基督教会大学、民用大学和研究型大学相提并论的第四种大学，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在美国首先出现的企业型大学。这类大学无意从事研究（知识就是为了知识）、人格培养或人文科目的传授，也并非以国家利益为动机，虽然这种词有时为他们所使用。恰当的说法是，它是为服务于个人和经济利益而存在的。企业型大学的自身形式纯粹就是一个企业，它不是由政府出资，而是靠客户投资，并且要向其投资者回报利润。菲尼克斯大学就是这种类型的大学。
从企业型大学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是由众多追求其个人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所组成的。玛格利特 撒切尔曾有一句名言：“社会是独一无二的，既有个体的男男女女，也有各种各样的家庭。”大学的职责就是要使个体的男男女女学会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致富。国家的需要，如果有也是第二位的；的确，国家的需要经常阻碍经济增长。宗教需要，即便有也在大学里毫无立足之地。应用性研究是企业应该做的。纯研究，也就是不会带来经济效益的研究，简直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现在，美国许多州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不得不效仿菲尼克斯大学，这既是由于缺乏政府资助（公立大学就是这种情况），也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教育的唯一合理目的就是扩大个人利益。各大学主要是从教育如何使人一生增加收入这一点来宣扬教育重要性的，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笔者已谈到了四种大学，即基督教会大学，民用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和企业型大学，但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区别经常不那么明显。有些类型的研究成果对国家非常有用，尤其是与国防相关的研究，而另一些研究也有创造经济效益的。从事实来看，当前在美国大学进行的大部分研究都是由国防部或私人公司资助的。这是柏林大学的创建者们不能预见也不会认可的一种发展。研究型大学与企业型大学之间的区分已变得模糊了。进一步来说，许多大学，比如笔者任教的大学，同时采用多种不同的模式。一百年前笔者所在的大学以培训教师来服务于国家，这目前也还是其重要任命之一。但它及时地开展了学术研究，直到目前仍在进行，现在它又向着企业型大学发展，积极寻求法人赞助和公私合股。
笔者简略地回顾了大学发展的历史，出于以下两个原因：强调大学的变化性，并想说明每一类大学都体现了一种世界观，这一点后面还要提到。高等教育是服务于某一（或某一套）特定目的的。
二
怀特海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存在是为了具有自我价值，然后为别人贡献其价值。
现实事物都有某种内在价值，即自身价值。这个观点使怀特海哲学区别于前现代主义的二元世界观，即只有会思考的事物才具有价值（与被引伸的事物相对），也区别于后现代的世界观，即任何事物都没有内在价值。这个观点同时也与各种解构主义观点相对立，后者强调任何价值的肯定。对于怀特海来说，价值是现实事物的基本属性。没有价值就是虚无，绝对的虚无。
要全面阐述怀特海的价值哲学，需要解释复杂个体以及理解永恒事物，当然还有他的全部形而上学理论。有幸的是，这里无须这么复杂的描述，只需承认，对怀特海来说，所有现实事物都有价值，不论是大是小。价值不是人类映射在无价值的现实上的东西（虽然有时我们人类确实把受我们文化左右的世界观映射给这个世界）；世界是有内在价值的。
怀特海的教育哲学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在其名篇《教育的目的》中，他从宗教方面谈到了教育，但他然后解释了他是如何使用“宗教”一词的。“教育的精华在于它的宗教性”，他写道：
宗教性的教育是教导责任与尊敬的教育。责任来自于我们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潜在控制。在本来能够利用学得知识来改变事物发展过程的情况下，无知便是恶行。尊敬是出于这样一种看法，即现实本身是时间的整体范围也即永恒中的一个完整的存在体，它既有历史也有未来[2]（P26）。
我们可能就宗教性的意义有一番争论，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对怀特海来说，教育的精华一是保存和提升世界的价值，二是要认识到世界自身，一个完整的存在体，是具有自身价值的，是值得尊敬的。
换句话说，怀特海对教育的理解反映了他对现实的理解。因为我们所在的世界是具有价值的，所以这个世界令我们肃然起敬，并要求我们有义务提升其价值。方法之一就是我们要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来提升我们自已生命的价值，这里的其他人包括家庭其他成员、社会其他人员、我们的后代和其他非人类的生物。虽然我们的利益显得如此狭隘，却也不无好处，至少我们为自我的未来着想。然而，怀特海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不把道德关注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未来。理由之一，就是其他生物也是有价值的，他们的利益也应得到尊重。第二个理由是，我们都是社会生物，我们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包括非人类生物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再有明天。还有第四个理由，在某些情况下，扩大整体利益的最好方法是将他人的利益置于我们自己的眼前利益或甚至是长期利益之前。综上所述，怀特海对道德义务的理解不能一言蔽之以“自我利益”或“开明的自我利益”。我们对提升整体价值负有道德义务。
以上对怀特海的世界观给予了简要的总结，下面笔者将说明他的观点与前面提到的四类大学(即基督教会大学、民用大学、研究型大学和企业型大学)的建立所依据的各种世界观的区别。重点将分析研究型大学和企业型大学，因为这两类大学的模式是当前被视为最为可行的两种选择。然后笔者将探讨一下怀特海的观点所支持的大学类型。
基督教会大学的存在依据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也就是将重心放在人类灵魂的价值之上。这并不是说非人类的世界就无足轻重，但它常被理解为一个为拯救人类而存在的寓言，因此就不能认为有自身价值。基督教会大学还往往把道德责任局限于只对其他基督徒。
民用型大学虽然对自然世界的兴趣有所提高，但就其价值观来说，也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个世界因其对人类的贡献而主要被当成工具。鼓励发展农业并非是为了其他物种，而是为了人类自身。民用大学和在它之前的基督教会大学一样，延续了认为道德义务只关乎其他人类的传统，虽然不再只局限于基督徒了。
研究型大学的创立依然未改变上述大学的特征，而且，出于康德哲学的观点，对非人类世界的内在价值的确更加难以肯定了。对于康德来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本体(自身)一无所知。在人类意识有限的情况下，我们所能了解的只是这个世界的表象。在康德看来，说所有事物都有内在价值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人类的理解事实上一部分是思维自身的产物，但理解究竟是一部分是人类思维的产物，还是完全是人类思维的产物，其差别是极大的，在这一点上怀特海与康德的观点是一致的。
企业型大学是有史以来最不承认价值存在的高等教育形式。因为它对形而上学的思考毫无兴趣，所以它只是简单地假定非人类世界缺乏价值， 继而认为人类世界也是如此。这个观点把人类视为是“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也就是说，我们不过是经济生产与消费中的要素而已。每个事物的“价值”都限于其工具价值，即经济价值。
怀特海的世界观肯定内在价值的普遍性，这与上述四类大学或含蓄或明确地体现出来的种种世界观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观点不是以人类为中心，也不是二元论或虚无主义。它在肯定人类生命的伟大价值的同时，也不否认非人类世界的价值。而且，他的有机哲学将整个现实世界看作是互相关联的。尽管西方哲学因其关于物质与外在关系的学说已经带来了哲学上诸多疑难问题，但它仍然使得很多人相信，人类的存在是与世隔绝的，而且只有人类的生命才是重要的。这些人遵照这种观念而行动，其后果是带来无穷的痛苦和毁灭性的灾难。
目前，包括人类贫困和痛苦在内的环境危机，可以从人口增长和科技进步方面来解释，但同时这也是人类对于世界的态度与信仰的一个后果。以前，当我们人类的数量还很少，而且我们的科技比起自然的强大力量还是那么无能为力时，这个世界还能很好地容忍错误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现在，我们要理解我们是谁，我们和非人类的世界关系如何，无所不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的道德义务是什么，这些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总而言之，当今时代，形而上学（或纯粹哲学）对我们的生存，对人类的幸福，对地球上众多其他物种的生存都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从某些观点来看，环境危机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一系列技术问题，它可以用更好的技术和经济扩张来解决。然而，怀特海认为，环境危机是一个道德和美学悲剧，它降低了世界的价值量，并且使得这个世界在未来也永远无法达到某些价值高度了。当然，有的技术必须开发以便为我们利用
三
一所大学，倘若是以怀特海的哲学为办学宗旨，将会肯定所有人类以及所有有生命的有机特（指环境）的内在价值，并且相信万事万物是有内在联系的。这将是一种以尊重世界并承担提升世界价值的道德义务为基础的教育。既然这种观念与基督教会大学、民用大学、研究型大学和企业型大学的教学观都截然不同，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怀氏哲学为宗旨的大学在其教学任务、课程设置或教学方法等方面与上述四类大学是迥然不同的。
致力于提升世界价值的大学首先将会是环境型大学。由于万事万物，不论人类还是非人类都有内在价值，而且人类生活依赖于自然世界的健康发展，那么自然世界的任何退化都将直接和间接地降低这个世界的价值量。同样，致力于提升价值的大学也将以最为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人类的种种问题，如健康，安全和团结有力的社会。
环境问题，比如全球变暖，疾病传播，丧失湿地和物种灭绝一类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相关学科的角度来研究，但其中有许多是非常复杂的多层面问题，只运用某一相关学科的手段是解决不了的。比起强行将这些问题纳入某一现有学科，或再创建一个学科，综合地研究这些复杂的问题本身则要高明许多。大学的组建不应以学科划分或职业培训为宗旨，而应围绕当前真正挑战人类生存的复杂问题。进一点来说，大学研究问题的目的不是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而是要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也正是二百年前建立的研究模式所缺乏的理念。
比如说，我们作为人类，如何以可持续的、公平的、赞美人类的方式共存？我们怎样才能和那些与我们世界观相左的人建立和谐关系，以便和平共处，互相学习？我们如何建立起这样的社会，其中的个体都能积极参与谋求共同利益，包括为环境和后代造福？我们怎样才能养活现今世界的这么多人口，而不用破坏这个世界的森林、土壤和渔业？我们能否种出食物，而不用严重依赖化石燃料来生产化肥、杀虫剂，以及发电？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再有，我们如何能保证所有人的健康？良好的健康要求充足的饮食营养，适当的卫生条件，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必要时可以获得的医疗等等。一个致力于提升世界价值的大学应关注如何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
住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类和环境问题。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足够的房子住，从道德上讲这是令人不能接受的。然而，目前在建的城市需要大量的化石燃料来供暖、降温、运输，并且城市常常占用地球上一些土壤最为肥沃的农业用地，并破坏其他生物的家园。城市还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使人们彼此疏远。我们很少去想如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使人们团结有力的城市。这既是一个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而大学在解决这类问题上没起到什么作用。
很多人生命没有价值的另一种情形，在某些地方体现为失业，在另一些地方体现为工作性质与条件的恶劣。全球化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就业模式，它没给富国的很多人带来什么有意义的工作，却迫使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人不得不从事危险的、条件很差、收入很低且与外界无法交流的工作。人类从内心深处都需要寻求自我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也都需要有意义的工作。企业型大学过于强调经济需要，而忽视了个人与社会的需要。一个假定人类具有内在价值的大学，将会把这个问题当作是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这个大问题中的一个方面来探讨，而不管现在的经济体系如何评价这样的工作。
笔者在此无意列出一所后现代的，以怀氏哲学为宗旨的大学需要研究并解决的所有问题。笔者只是要阐明这样一个事实：大学不必都以宗教神学、实用的和人文科目、研究或职业培训为宗旨，也可以围绕具体问题来组建大学。如果像怀氏一样认为所有事物都有内在价值，而人类是具有巨大价值的中心，就会觉得这些问题很重要。
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大学彼此各不相同，因为某些问题是全球性的，而另一些问题则是地方性的。地方性问题必须以地方的方式解决。研究型大学往往很类似，因为那些学术领域就其本质来说是很抽象的。企业型大学也很相像，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职业培训在任何地方都大体相同。而以怀氏哲学为宗旨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地方化的。
以怀氏哲学为宗旨的大学在教学方法上与其他类型的大学也是不同的，正如它们在课程设置上的差异一样。大学历史上长期以来，最主要的教学方法就是讲座。在书籍匮乏的过去如此，在书籍相对普及的今天依然如此。在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大学里，教学可能采用工作团队的方式进行，师生密切合作，以求更好地理解问题。还可能有服务性学习，也就是学生们走出校园，走进当地社会，在教师的适当指导之下从事某一项目。有时，看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奏效，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其付诸实践。
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是在上述四类大学中的某一种大学里受的教育，也由于我们所有人一生中多数时间都是在这四种模式的某一种大学里工作，我们就很难构思出一个全新类型的大学，或想像出这样一所大学将会怎样出现。然而，如果我们笃信所有现实事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和内部联系，我们就必须先想像出一种新型大学，然后努力将其创建起来。每一种现存的模式都曾有某种价值，而且现在仍然有其价值。但总体看来，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企业型大学，或是宗教性大学和民用大学，都不曾在整体上提升过这个世界的价值。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大学的世界观都否认普遍价值或相关性的存在，并且把他们的教学使命限定得十分狭隘，即听命于基督教会，服从于国家利益，投身于研究，或服务于市场需求。以怀氏哲学为宗旨的大学将是以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创建的，其教学使命比其他任何一种大学都要宽广，那就是促进所有事物的共同利益。这类大学的出现将给全世界带来变化，这个世界亟需的一个变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