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 and Whitehead in Chinese

马克思与怀特海*

[美]小约翰·B.科布（John B.Cobb, Jr.）

曲跃厚  译

 

摘  要：文章从阶级分析和文化分析的比较入手，讨论了马克思和怀特海的联系与区别，进而进一步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生态问题上的观点，并根据怀特海内在关系的理论，提出了共同体的学说。

关键词：马克思；怀特海；共同体

作者简介：小约翰·B.科布（1925 —    ），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大学过程研究中心主任，发表著作30多部，主要有《为了共同福祉》、《过程神学》、《后现代公共政策》等。

译者简介：曲跃厚（1959 —    ），男，天津军事交通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尔蒙特大学过程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中国过程研究》杂志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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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观点

 

关于我对马克思与怀特海的比较，我想重要的是使大家了解我是根据何种观点来进行这种比较的。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观点完全不同于一个生活在近几十年的中国的人的观点。它也完全不同于一个以一种学术的方式研究马克思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的观点。我就是以那种方式研究怀特海的，但总的来说，我并不是马克思的学生或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当然，多年来，我已经相遇过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并读过一些相关著作，而且，和大多数有思想的人一样，我也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过他的影响。

我是一个美国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大多数基督教神学家一样，我属于中产阶级。和马克思一样，我受到过犹太教预言家及其对正义、对被压迫者的关怀的深刻影响。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们使我认识到，我的中产阶级的视角并不适合于具有这种预言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它是根据被压迫者的观点来考察社会的）。我逐渐地学会了把这种视角扩展到更大的程度上去，尽管我仍属于中产阶级，而且我相信由预言传统得到的这种视角也做出了其贡献。

我深受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哲学的影响，尽管我对被压迫者的关怀并不来自于他。总的来说，这更多地是一种过程神学家的关怀，即受怀特海影响的基督徒――而非其他领域（如哲学）中的怀特海的追随者――的关怀。怀特海的思想并不妨碍这种关怀，而且在原则上，它鼓励这种关怀。但在怀特海那里，对这一主题并没有多少发展。在这一方面，由于我们对犹太教预言遗产的共同分有，我更多地分享了马克思。

但在其他方面，我却更多地受到怀特海的影响。具有这种传统的马克思期望正义有一天会来临，我也希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减少压迫并为此而奋斗，但我并不期待任何最终的解决方案。在这一方面，我更接近于怀特海。而且，具有这种传统的马克思集中考察的是经济问题；我则以多种形式看待压迫，在这一方面，我在怀特海那里找到了更多的帮助。不过，在今天，我倾向于给经济以最大的关注，在这一方面，我又更接近于马克思。

作为一个神学家，我更多地是根据神学和社会中教会的作用而非一个世俗的观察者来看待历史的。我们美国新教徒所说的社会福音运动（the Social Gospel）――它从1890 年到1950年得到了繁荣――之所以重申了这种预言传统，部分的原因就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福音运动的一个产儿，但我开始认识到这一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一种中产阶级的视角来考察社会秩序的，它很少用到现实的阶级分析。我更多地诉诸的是基督教中产阶级的正义感和博爱感，而不是有组织的劳工和穷人的各种努力。

社会福音运动有助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新政，它通过给劳工以某种支持以及救济和保护穷人而维护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为一些有组织的穷人成为中产阶级打开了大门，因而确保了美国劳工联盟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结果，美国劳工在整个冷战时期对西方资本主义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在使有组织的劳工成为中产阶级这一方面的成功，使得许多人不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唯心主义者（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世俗的）集中考察了对其他群体而非对穷人的非正义，特别是把黑人排除在劳工联盟和社会中的各种机遇以外表明，种族而不是阶级乃是美国的一个更为批判的问题。后来，唯心的美国人又将其注意力转向了对妇女的压迫。今天，对被压迫者的诸多关怀又集中到了我们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上。因为马克思或至少是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表达很少关注压迫的这些其他形式，或是把它们看作阶级斗争的副产品，那些反对一切压迫形式的美国人便到别处去寻求指导，他们更关注的是文化分析或政治分析而不是阶级分析。

阶级分析在美国受到了普通公众甚至许多知识分子的忽视和谴责，甚至“社会主义”这个语词也一直在以一种极为轻蔑的方式被使用。然而，许多有思想的人并没有完全受到误导。阶级结构是现实的，而且我们美国人在对各种事件的看法中深受我们在那些阶级结构中的地位的影响。中产阶级基督徒的博爱和对正义的关怀并没有替代穷人手中的权力。

美国社会中权力的真实位置（locus）在对贫困的战争中变得很清楚。这场“战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只要它是由政府对穷人的慷慨构成的。但是，它也包括一些很小的、用于组织穷人表达其自身利益、并为之而努力的要素。当这些要素开始显现出某些成功的迹象时，它们却受到了压制，而且这场“战争”也结束了。

美国社会中控制的位置在冷战结束时也变得更清楚了。只要这场战争还在进行，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支持有组织的劳工、并对阻止穷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给予足够的支持就是重要的。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这些手段取得了成功。但在冷战结束时，资本主义贵族便不再更多关心这些问题了。通过其在政府中的巨大影响，它制定了各种急剧削弱有组织的劳工并取消“福利”国家的政策。中产阶级现在变得更小了，而且，一个现实的无产阶级正在产生。

组织起来的劳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产阶级，它更多地是由教师和政府职员而非产业工人构成的。然而，劳工现在是一些有组织的农场工人或工友。实际上，他们可能认识到了阶级分析和他们的困境的关联。在总体上，随着对人的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压迫的缓解，阶级重新显现为压迫的主要基础。

进而，这些通过结构调整被强加于其他国家的政策强化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结构。美国支持民主，但是，只有在民众选出的官员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价值的时候才是如此。而当选出的领导人真正代表了普通民众的时候（如早先在智利和尼加拉瓜、最近在海帝），美国又操纵推翻了他们。这正是目前在委内瑞拉试图完成的任务，但至今尚未成功。

与此同时，由全球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经济及其在华盛顿特区的政治中心正在削弱欧洲和日本在发展旨在消除贫困的混合经济的过程中取得的显著成绩。全球竞争正迫使减少政府对工人、失业者和其他一些不能积极地参与这种经济的人的慷慨。这些国家在一种福利国家的方向上已经走得很远了，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比美国付出的更多。根据美国的标准，它们的政策仍然是很大方的。但是，它们全都被迫要进行“改革”，而且在今天，要改革总是意味着要接受那些使地方资本家受到损害、并且不利于劳工及穷人的政策。

我的主要观点是，现在，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基于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威胁了，其分析正变得越来越相关。那些现在做出各种决策的人感到他们是在根据其自身短期的经济利益来自由地决策，而且不用担心各种政治后果和军事后果。现在，这些政策主要在一些穆斯林国家受到了抵制。

对基督教神学家来说，阶级分析的重要性通过拉美解放神学家的工作得到了延续。他们并不是共产主义者或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承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马克思。他们已经更新了我本人藉以得到养育的社会福音运动的神学主题，但他们从穷人的角度做了更多的事情。在这种方式中，他们更清楚地理解了权力的现实位置，并更加面向激进的反抗。

他们的工作部分地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回应，即在拉美比在其他地方对资本主义统治有着更为现实的抵制。近几十年来，他们的最大影响是在巴西，而且巴西现在选出了一个人民的、了解资本主义压迫结构的总统。他知道，他所以能够作为总统幸存下来只是因为他进行的是一项十分温和的事业。结果，他可能无以选择，但又背叛了全球资本主义。但在目前，他仍能够领导拉美对这种资本主义扩张的抵制，特别是通过华盛顿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协定。普通民众在阿根廷、玻维利亚、厄瓜多尔等国的反抗，也是拉美舞台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马克思和怀特海的贡献的局限

 

对我们的全球境况的这种分析更多地受到了马克思而非怀特海的影响。不过，它指向的是那些我发现的马克思的分析的局限的地方，这主要涉及到文化的问题。在美国，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些不是以经济阶级为基础的压迫的形式（尽管它们也有经济的后果）。黑人受到了所有阶级（可能首先是贫穷的白人）的压迫，妇女也受到了所有阶级（可能首先是贫穷的男人）的压迫，同性恋者同样受到了所有阶级的压迫。人们可能论证到，这全是因为资本主义，但由于种族、性别和性取向而压迫人却导致了一些阶级分析很难处理的问题。

这同样适合于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法国和德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比民族主义的感情更强烈。这被证明为是错误的。法国工人首先是法国人，其次才是工人。德国工人首先是德国人，其次才是工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解释这种文化现实时并没有获得成功。

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由于把个人置于惟一一种关系中而犯了错误。从怀特海的观点看，每一个瞬间的事件或经验进而扩大到每一个人类，都是多个不同社会中的一个成员。人可能是一个工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一个同性恋者，一个犹太教徒，一个足球队的队员和许多其他角色。这些特征中的每一个特征都确定了某种认同（identity），而且通常是对分有它的那些人的某种忠诚。有的时候，对某些目的来说，作为工人的这种认同可能是占统治地位的。在近几个世纪，民族认同在西方占统治地位。在此之前，宗教认同则是首要的。现在，这个世界也许转向了一个阶级认同将是首要认同的状况，但它对大多数人来说尚未发生。根据对其分有诸多交叉的、但又是不同的社会的这种认识来对待民众，导致了对历史事实的更大的开放性，因而导致了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对多种压迫的认同的更大的能力。

这乃是这样一种观点的另一种表述，即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实践很少注意到文化问题。民族感情是一个文化问题，男人对妇女的态度以及一个种族群体或宗教群体对其他群体的态度也是如此。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工人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的认同，对在其自己的贸易中的工人的认同，或对他们在其中工作的公司的认同，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我们需要一种概念性，它表明了人类是如何深深地通过文化而形成的，以及他们是如何随着其文化的变迁而变迁的。

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第二个相关的方式中犯了错误。它倾向于更多地把个人当作一个阶级的体现而非一个不同的个人。寻求正义更多地被指向了无产阶级的正义而非个人的正义，结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往往压迫了个人。当然，许多被压迫的个人是资产阶级，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认为那是必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必然被克服，以便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统治，但无产阶级的个别成员为了阶级的进步也做出了牺牲。

人们可能论证到，没有这种牺牲，这些必然的变化就不可能实现。但是，除非有一种和这种牺牲相关的巨大的痛苦，否则那种以它为基础的结构就将继续无限地延续这种牺牲。人的自由和安全在一定意义上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价值，但它们也是人的价值。马克思当然希望所有人都能分享它们，但他的思想体系却很少注意到人的个性，而且，那些以他的名义建立的政治制度在这一方面也是如此。

选择往往表现为二而择一的，即在无产阶级名义下的集权控制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之间进行选择。前者是以把人群（特别是阶级）当作准个人的活动者（quasi-individual actors）为基础的，后者则把个人（在他们和其他人的关系的抽象中）当作了存在和活动的单元。其实，还有一种以共同体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可能性，怀特海为这种可能性的发展提供了概念基础。在基督教伦理的传统中，这种选择往往被称为共同体中的人（person-in-community）。

这种模式不是把实在放在集体当中，而是把它放在个人当中，并以这种方式站在了个人主义一边。然而，它却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方式来考察个人的。在启蒙运动传统中，个人在一种彼此分离的形式中有其根本的存在，这在启蒙运动思想家所创造的关于政治和经济的神话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霍布斯和洛克都提出了一种个人或个别核心家庭在其中全都处于相互竞争中的自然状态。没有人感到在他们当中得到了承认。使他们走向建立一个政府的乃是那种他们在与其邻人不断地受到攻击时全都经验到的苦难和不安。正是为了克服这种占有的不安和生活本身的不安，他们同意放弃他们的某些行动自由，以换取安全。

我并不是说霍布斯和洛克在历史上如此之天真，以致假定世界曾经就是那个样子。不过，相互无关的个人都追求以他人为代价的私利这种假定，则告诉了我们许多他们对人类的理解。我相信，它不仅在历史上是错误的，而且在根本上误导了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解。美国仍在遭受这种个人主义神话的损害。

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反，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也是以这种原子主义的个人为基础的。对经济理论来说，它乃是自由市场，而非由一种中央权威强加的秩序。在自由市场中，所有交换商品者和劳工都在交换中用他们不太想要的东西换得了他们更想要的东西。这样，更多的互动便在市场中产生了，更好的买卖就是一切。在此，在人们当中发生的关系只能被认为是外在的交换和契约的关系。我用外在关系表明的是那些并不影响自然或相关的人的存在的关系。

这种人类观从一种以原子主义为基础的物理科学那里获得了其信用。在这种观点中，原子完全是自包的（self-contained），而且它们只是在空间―时间上和其他原子相关。世界上所有复杂的实体（包括人体）都可以被分解为这些原子的个别组合。当进化把人类的整体带入这种机械论的系统时，价值的世界便坍塌了。

与机械论的原子相关的这些问题正是怀特海要克服的那些问题的组成部分，他是通过把作为第一性的事件（events as primary）置入与客体的关系中来这样做的。在这个意义上，即在古希腊的意义上，他是一个原子主义者，这就是说，他相信存在着一些可分的、所有更复杂的实体藉以构成的现实世界的单元。

然而，怀特海的原子远不是那些只是在空间―时间上彼此相关的原子，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关系构成的。他的学说是一种内在关系的第一性的学说，这些关系构成了他们相关的那些实体。这正是启蒙运动的个人主义全面拒斥的那种类型的关系。

在怀特海的观点中，一个个人的经验不是首先存在，然后再进入与他人的关系的。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它所属的那些社会的产物进入存在的。它乃是对它与他者的关系的一种综合。因此，它深受过去的个人经验的影响，深受大脑中的各种事件的影响，深受它藉以产生的那个人的共同体的影响。而且，它也受到更大的社会的影响。一个个人就是一个社会，或者说的更好一些，在特定的位置上，是社会的复合物（complex）。

通过这种方式的系统阐述，怀特海似乎给了共同体对个人的优先性没有哪一个个人进入了存在，除非是作为他进入的那个世界的一种新的体现。这也适用于量子事件和人的经验。大多数人的性格（它或者是由其在空间－时间中的位置决定的，或者是由人的经验决定的）也是文化的。

但是，怀特海确信，这并不是全部的图景。每一个单元的事件，每一个瞬间的人的经验，都不完全是由其世界的产物所决定的某物。存在着多种它在那个特定的位置和关系中综合其过去并达到其自身的确定性的途径，在这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中，每一个经验都做出了其自身的决定。

在动物界以外，这些决定可能似乎没有多少区别。这种境况完全是静态的，但在更大的时间段上，甚至宇宙的模式也可能受到这些决定的影响。在动物当中，特别是在人类当中，个体做出的决定可能有很大不同。有的时候，一个简单的决定可能是很重要的决定。例如，在一起受到威胁的交通意外中，一个人关于突然转向或刹车的决定就可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

但总的来说，怀特海指导我们思考的是无数较小的、扩展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决定。这些决定可能在个人生活中甚至在更大的文化中导致了一些明显的新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这个决定可能是瞬间做出的。但通常来说，这个决定的可能性却是基于无数偶然的决定做出的——每一个这种偶然的决定都通过其自身把很少令人感兴趣的新质（novelty）添加到它藉以产生的那种境况中去了。最重要的变化来自无数较小的、而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变化的积累。

对一个怀特海主义者来说，问题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个人决定可能无助于瞬间发生的事件的同时，它们发生了，而且其累加的结果表明，这种决定在人的生活和文化形成中起着一种巨大的作用。文化并非完全是自然原因的必然产物，它们也是那些可能不同于它们所是的东西（what they are）、而且现在服从于在不同方向上得到发展的信念和实践的产物。决定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很重要的。

这些决定的位置就在个别的人的经验中。一种健康的文化将鼓励这些决定，并构成了一种它们可能在其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关系。而一个压迫的社会则将妨碍这种决定，并寻求把个人转入那种没有明显个性的社会的产品中。

因此，怀特海提供了对那些反对这样一种观点的个人和社会的理解，即个人曾经是、或者可能是、或者应该是在社会之外的。社会并不是一种个人由于其私利而进行的自愿建构（voluntary construction），就像启蒙运动思想家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人总是在共同体中成长的，并吸收了他那个共同体的价值。他们和这个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构造了他们。人们把他们自己认同为这些共同体的成员，并在这些关系中找到了意义。治理乃是所有这些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而且，那些现存的政府基于其他治理的形式而得到了发展。那些忽视发挥生活在其中的人的作用的政府将会失败，或只能通过暴政才能得以幸存。现实的经济生活也反映了共同体对每一个个人的存在的意义。

但是，一个共同体只有在它抚育了每一个个别成员（不仅是作为那个共同体的一种体现，而且是为了个人进行其创造的素质和能力）的时候，它才是健康的。共同体只有在获得的经济生存的必然性不能支配人的生活时，才能鼓励这种个人的创造性。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秩序以及经济商品与政治权力的公平分配具有重大的意义。文化不是一种纯粹的上层建筑，但没有健康的文化也可能生存下去，除非基本的人的需要是用某些对人来说过剩的能量来满足的。在怀特海的分析中，不存在任何对经济的根本意义的质疑。

对共同体的拥有改变了我们如何改善人的状况的基本意义。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总的财富的一种增长或无产阶级相对状况的一种改善，我们需要的是健康的共同体。健康的共同体必须满足其成员的经济需要，但其健康更多地是由人的关系而非商品总量或消费服务构成的。在生存的必然性得到满足之后，健康的关系而非商品和消费服务的增长更有助于人的幸福。

而在资本主义模式中，人在根本上受到鼓励去进行竞争，但共同体则依赖于合作。在一个共同体中，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是很少能够得到什么的。他人的不幸减损了人的幸福。改善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的经济状况是经济目标，而且这一目标在增进共同体所有成员个人自由的同时服务于改善人的关系和人的生活的质量这个更大的目标。

这种模式可以根据两种发展模式很清楚地得到阐述。共同体的发展是由多个非政府组织（包括教会团体）来实践的，但它却由于世界银行组织严密的（top-down）发展方案和跨国公司的投资而失去了光彩。在许多地方，它仍是一种实践的可能性。

共同体之最著名的倡导者是印度的甘地（Mahatma Gandhi），有时又称为甘地模式。如果他还活着，可能会有一种现实机会去改善成千上万的印度村落的生活质量。甘地的标志（symbol）是缝纫机。他认为，在全年的部分时间，妇女有时要从事生产，但它并不适合于妇女。如果向她们提供缝纫机，她们就会为她们的家庭生产衣服而且可以出售。如果这样做可以使家庭收入增加20 ％的话，那么每一个贫农的生活质量就会得到明显改善。

当然，缝纫机只是一个标志。在某些村落，更需要的可能是水泵，以便把人从到很远的地方找水中解放出来。对一些人来说，需要的可能是日光炊具（solar cookers），它将减少人们对难以找到的木材的需要。对另一些人来说，需要的可能是钢犁（steel plough），它将减少用于耕作的劳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满足一种这样的需要并不能完成共同体的发展，它为采取下一个步骤提供了基础。对共同体来说，并没有一颗简单的魔弹（magic bullet），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的发展过程却是沿着村民们期望的路线发展的。重要的是，村民是发展的主体，而不是纯粹的客体。那种使他们完全依赖于外在目的的“发展”并不是真正的发展，因为真正的发展允许他们更有效地满足其自身的需要。在这种发展的过程中，希望在于，人的关系的质量也能得到改善。

至此，我才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致力于反对共同体的发展，它们的发展方案完全不同于共同体的模式，并导致了对传统共同体的全面解构，甚至是对那些代替它们的新的共同体的全面解构。这是因为，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增加生产。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都相信，最好是通过迅速的工业化实现这一目标，而迅速的工业化又要求规模经济。两者都支持用大农场（一种是公社，一种是农业综合企业）取代小农场。某些村民受雇于这些大量租来的土地上，另一些村民则希望到城市去打工。乡村共同体被破坏了，在那些价值没有被置入人的共同体的地方，这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损失。但从怀特海的观点看，人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即使总的生产在这些方法得到运用时比在现有村落中的农业有了渐进改善时增长得更快（这是可疑的），以一种整体主义的怀特海的方式来评价，也是得不偿失。

 

三、       马克思和怀特海论自然

 

在对我们的境况的这种概略的分析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要引入，这就是自然环境。在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深切地关注生态系统的破坏，森林植被的丧失，沙漠的扩大，土地、水源和空气的污染，气候模式的变化和基本资源（如新鲜的水源和土壤）的殆尽。他们热爱地球，而且不愿意支持那些为了富人而以牺牲所有人类的未来为代价的适合短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尽管许多人都是中产阶级，但他们仍具有和全球资本主义相关的那种对无产阶级的关怀。穷人（特别是那些其生活和自然最密切相关的人）和中产阶级日益联合起来了。穷人往往是那些最愿意将其生活建立在保卫自然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之上的人。这一运动显然是有力的，资产阶级贵族必然会给它以口惠（give it lip service），即使他们执行的主要政策仍具有巨大的破坏性。

在马克思和怀特海去世之前，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们两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都有某种认识和关注，但他们都没有把它上升为一个主要的实践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你们或许比我更清楚。我相信，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对重新造林（reforestations）制定了巨大的方案。前些年我在南京的时候，曾看到一些以往曾是荒山的森林。据说在这座城市及周边地区，这种重新造林使夏天的平均温度有所下降，我对此印象很深。显然，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能够找到一些改善人类环境的理由的。

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一些积极的活动。在美国，我们已经有了长期受到保护的国家公园，并试图控制对天然森林中的各种资源的开采。我们已经采取行动来改善水和空气的质量，并减缓物种多样性的丧失。

不过，我的印象是，在两种社会中，对经济增长的关注显然胜过对一种健康的自然环境的关注。无论基本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新自由主义的，增长都起着一种神的作用，好象政府、教育和商业都是为它服务的一样。我的判断是，只要还是这样一种情况，环境就将继续恶化，即使某些资源得到了保护。

环境状况的这种恶化和这一运动加速走向最终崩溃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乃是文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资本主义的）的一种功能。在这两种社会中，经济的增长都先于健康的自然环境，都把后者当作了次要的问题甚至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手段。这两种经济制度中有一些区别，其中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主要关心的是产品的公平分配，而纯粹的资本主义则不然。但是，在其基本的范畴或结构中，两者都不包括任何一种关于自然界的观点，除非是作为经济生产的一种资源。在我看来，只有那些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和为了未来人类的利益而关心自然界的人，才有可能指导我们走向一种真正是可持续的活动模式。

我们不可能从怀特海那里得到我们需要的全部教诲，但他的观点在三个方面有助于抵制那些目前在全球占统治地位的态度。首先，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彻底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怀特海的理论则不是。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同样认为，价值被置入了人类之中，并且是为他们服务的。相反，在怀特海看来，价值被置入了万物之中。在世界上，在人类出现以前就有了价值。而且，即使在人类消失以后，世界上也还会有价值。的确，许多事物都会消失。迄今，我们知道，现在发现的最大的价值在人的经验中，但是万物皆有价值这一事实表明，人类应该在计划他们的活动时与其自身一道来衡量这些价值。

其次，资本主义理论是彻底的二元论的。人类和事物的剩余部分（remainder）被认为是属于完全不同的存在序列。与价值相关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为基础的，既有人类，也有自然。认为自然具有任何一种内在的意义，就是用来假定表达这种感情的误置（the pathetic fallacy）的。

我不太清楚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方面的观点。它把自己定义为唯物主义的一种形式，似乎拒斥了笛卡尔式的二元论。不过，某种类似的二元论似乎在此发挥了作用。辩证唯物主义是对辩证唯心主义的拒斥，它明显地致力于人类存在的物质条件而非思想史。我在其中并没有发现对笛卡尔式的二元论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挑战，我将很高兴在这个问题上被纠正。

怀特海的哲学被用来表明只有一种存在的序列，一切事件既有物理极（physical pole），也有心理极（mental pole）。在简单的实休中，物理极占支配地位；而在人的经验中，心理极起着更大的作用。但是，心理极在任何地方都起作用，而且人的经验在根本上也是物理的。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认识我们和万物的亲缘关系（kinship）时，我们对他者的态度就必定会改变，尽管我们不可能用人类所习惯的对待我们的亲人的那种方式来对待其他物种、动物、星球甚至无机界。

第三，正如我们已经在讨论人类共同体时表明的那样，资本主义是以个人先于他们和他者的关系这一概念为基础的，而且这些关系是外在的。人的社会被看成了人的活动的产物。一旦个人对安全的需要得以满足，社会就没有进一步的功用了。如果我们和其他的人类的关系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我们就很难注意到我们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它被认为是完全外在于我们的）的关系。

我再次承认我对马克思主义之有限的把握，但我的印象是，马克思认为，自然界也是完全外在于人类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公社的原因一直想要消灭共同体，公社被认为是更有效的生产单位。传统的人的关系的丧失并不被认为是重要的。如果和其他人类的亲缘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说都不重要的话，那么，一般来说，就未必会更多地强调人和其他动物以及人和自然环境的亲缘关系。

在此，怀特海对内在关系的理解则不同。我们是由我们的关系构成的。在这些关系中，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和我们自身的肉体相关的关系。通过我们的肉体，我们更直接地和自然的其他部分相关。“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的问题，不仅受到我们的人的共同体的影响，而且受到更宽泛的自然环境的影响。

和其他生物的关系也很重要，特别是对儿童来说。我们称为家园的那些地方的景色（landscapes）形成了我们的实在感和归属感。因此，我们的自然环境的恶化不仅减少了经济的资源，而且直接损害了我们的经验。

在简要说明我们和人的世界的关系以前，我先说明一下我们和自然界的关系。我们是自然共同体的产物，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我们个人的健康与福祉和是这些共同体或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福祉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根据其对人类共同体和自然生态系统的贡献来考察经济发展的话，我们就不会像商品本身那样寻求增加生产。相反，我们将根据是否需要经济增长、在什么地方增长、采取何种形式增长才能强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以及自然环境的利益来做出各种决定。

答案不是简单的，而且沿着这些方向的努力也并非总是会成功。但它们的失败将远不像无数组织严密的发展方案的失败那样有害，而且将会有许多成功（尽管是朴素的）。总之，人的经济状况将会有某种改善，而且他们的生活以及与其环境的关系将不会受到破坏。有的时候，收获将是戏剧性的。

今天，那些组织严密的发展已经走的如此之远，以致人们可能认为提出另一种发展形式是无聊的。当然，人和生态学术语中的许多价值已经无法弥补地消失了。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这些方向走下去，我们就会走向各种难以想象的恐怖结局。正如它可能难以改变一样，重要的是提出各种建议并尝试各种体验。我深信，怀特海的哲学可能提出了一些比迄今占统治地位的全球努力要好得多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