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择怀特海？
小约翰·B. 科布 著
杨富斌 译 曲跃厚校
1998年，在美国加州克莱尔蒙特召开的第三次国际怀特海大会上，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呼吁我们把21世纪建成怀特海世纪。这一观念似乎是怪诞的，但格里芬是认真的。在本文中，我想考察一下这一观念何以一方面是奇思怪想，另一方面却又至关重要。因此，我想对某些使这一观念在今天看来不像6年前那么怪诞的新进展作一番考察。
一
在20世纪数百名重要的思想家中，我们为何惟独青睐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从纯学术的观点看，他的确是一个奇特的选择。我们通常称怀特海为哲学家，但欧洲和北美的大多数哲学系又很少提到他。在人们可能根据他的思想撰写论文的英语世界中，哲学的课题越来越少，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为大多数哲学家所拒斥的哲学家呢？
当然，人们可能会说他的盛名在其他领域，如在数学或数学物理学方面。但他在数学史上只是一个注脚。他在数学物理学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它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种替代）也未能通过一种严格的经验检验。
因此，用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和推进这位不曾被视为哲学家和数学物理学家（他的主要理论至今未被证明）的人的思想是否有些愚蠢呢？
当然，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我提到这些问题是想让你理解，我们这些怀特海主义者并未身处西方学术生活、文化生活或智力生活的主流之中。当我在50多年前成为一名怀特海主义者时，我们并未身处其中，至今仍未身处其中。
然而，西方文化和大学对他的思想不感兴趣这一事实却并没有削弱我对其重要性的确信。因此，我来解释一下在我看来怀特海的思想对21世纪如此甚为独特和至关重要的原因。我将以一种很个性化的方式来阐述我的论点。
二
对任何一个想要判断历史人物的意义的人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思想和理解？倘若人们回答我们需要获得有关这个世界的更多的信息的话，我们将选择那些对这一答案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倘若人们回答我们需要在对知识的要求上变得更加谨慎和谦恭的话，我们将选择某些对削减人的夜郎自大（deflating human pride of knowledge）尤为敏感的人。倘若人们回答我们需要在语言的使用上变得更加仔细和精确的话，我们的选择又会有所不同。
我并不否认对信息、谨慎、谦恭或我们使用的语言的明晰性的需要。但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需要。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当今世界迫切需要一种令人信服的综合远见——一种能把多种零碎的知识整合为一个一般的、内在一致的统一体的思维方式。
我对这种综合的需要如此之强烈的理由或许是，我是一个宗教徒。在拉丁语中，“宗教”（religio）这个语词的基本意义就是“合在一起”（binding together）。每一种传统“宗教”都是一种把思想和实践、个体和共同体、过去、现在和未来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在世界上多少有些内在一致的存在方式的方式。可悲的是，在现代世界，这些传统运动的大多数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其古代的使命。相反，它们试图发现它们可能在其中得以幸存的某些零碎的知识、共同体和行动，但它们都不再是我所定义的那种成功的宗教了。
最大的例外是伊斯兰教，它仍致力于把这种古代的综合整合在一起。不幸的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它不得不使自身脱离了现代世界业已取得的大多数成就。在现代世界看来，它往往是狂热的，而且尽管我赞赏其努力，但我仍赞成这样一个判断，即它目前的整合远未达到它在中世纪所取得的成就。
在西方，20世纪以前的大多数哲学在它寻求把事物结合为一种综合远见的意义上都是宗教的。在希腊人当中，哲学和宗教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和无关紧要的（除非了在“宗教”被狭隘地视为崇拜实践的时候）。在现代世界，尽管哲学使自身摆脱了教会教义，但它仍在讨论神学所强调的许多同样的论题（只是它现在只以理性为基础）。它确信，它能够比在很大程度上由权威的教会所形成的神学更好地完成把事物整合起来的任务。
不幸的是，笛卡尔在二元论的基础上开创了对综合的这种新的探寻，而心物二元论又成了现代性的共识。尽管某些人竭力克服它，但其结果更多地是还原论的、而非真正综合的。典型的解决方式就是在心物二元论中各执一端，并把另一端吸纳进来。康德通过宣称我们能知道的乃是人心之创造物的物理世界而形成了欧洲大陆的思想。这样一来，寻求一种综合的方案便被瓦解了，随之而来的是进一步的分裂。
康德强调理性的局限性和现代哲学思想致力于表明理性自身能力的局限的轨迹是一致的。经验主义者则消解了理性主义者的工作，休谟表明，当严格地遵循经验主义的方法时，早期经验主义者达到的各种更全面的判断并未得到证明。费尔巴哈和尼采在其他人当中推进了康德的工作。结果，到了20世纪，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成了分析的或现象学的描述、而非综合的概括。更多的精力被投入到了剖析各种承继下来的思想方式上，而非提供对它们的任何替代上。20世纪晚期哲学的特征乃是一种其方案在于进一步地解构的后现代主义。
我们新教徒使自己比任何其他宗教传统都更充分地适应了现代思想。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人和自然的二元论，并把我们的关注限制在了人身上。我们还接受了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对人的各种肢解。我们往往很难决定我们该做些什么。对某些人来说，这导致了致力于来世拯救；对另一些人来说，导致了致力于家庭价值；而对再一些人来说，则导致了致力于培育人的价值或投身社会改造。
如今，在我们的理解中，仍有某些激动人心的、更为包容的渴望。生态危机已经使许多人认识到，在思想和实践中忽视自然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背景中，怀特海的过程神学可能更为可取，尤其是在大众层面上。但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新教而言，它仍是边缘的。
我对天主教教会更抱希望。“天主教”这个语词具有一种激励的意义；而且数世纪以来，天主教会为赢得这一意义做了很多工作。它通过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结合起来、并在许多层次上使之精致化来寻求普遍性。它还旨在（至少是在原则上）包括所有知识，并对所有重要问题发表意见。换言之，它仍在寻求结合。与此同时，它使自身面向现代世界，并从中受益。在它的神学家中，有一些显然是一般的和广包的（inclusive）意义上的天主教徒。
不幸的是，在我看来，成为这种意义上的天主教徒在天主教教会中并没有最高的优越性。为避免其自身的分裂，天主教更多地寻求的仍然是集权的权威、而非发展各种令人信服的和统一的观念。集权的权威获得了各种传统思维方式（它们本身对这一教会以外的人或该教会以内的许多人来说并不是令人信服的）的支持，这就导致了用教士的权力来代替道德的和智力权威。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后有过短暂的辉煌，但随后又陷入了保守。
印度和东亚的宗教传统在历史上一直在从事把事物结合起来。但正如它们在东亚彼此相冲突一样，它们倾向于放弃这个更大的目标、以利于相互补充。其互相宽容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它换来的却是任何一种传统都提供了一种关于实在的全面远见。我的印象是，对大多数东亚人来说，他们的民族文化（而非我们通常所说的他们的宗教）把人联系起来了。我一直认为，大多数日本人的真正的宗教就是成为日本人（中国和韩国的情况与此不会相去甚远）。成为佛教徒、日本神道教徒或儒教徒，可能适合这种把事物结合起来的方式。而在19世纪，基督教是不可能适合这种综合的。对终极忠诚来说，它和成为日本人相竞争，因而它必须被排除。
三
关于20世纪的这些评论意在说明的是那些寄希望于一种健康的、广包的和综合的发现的人何以会是孤立的。在18世纪后期，人们既考察了教会，又考察了大学，还考察了文化精英和思想精英，以致力于一并思考科学、社会、道德和精神。心物二元论在根本上仍被包括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这一任务变得更困难了，而且提出的各种回应更多样、更可疑了，但人们仍认识到需要这样一种努力。然而，近两个世纪以来，在先进的西方思想中几乎随处可见放弃了这种努力。寻求综合被等同于和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相脱节，被等同于生活在一泓死水之中。
根据我的判断，这并不会减少对一种综合远见的需要。我相信，对那些开拓者来说，这种需要乃是一种存在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和精神的需要。事实上，我认为，没有一种恰当的、统一的远见，我们的社会将面临极大的灾难。例如，如果我们不能整合我们关于生态学和经济学的思想，这个星球将再也支撑不了其人口。如果我们不能就超越财富的价值达成共识，我们的社会结构将继续受到腐蚀。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技术专家带入与我们对人类及其需要的理解的关联之中，那么后继的每一代儿童在获得成熟的人性方面都会有更大的困难。
这些评论可能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如果我们能使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或技术专家和儿童心理学家之间的跨学科工作得以继续，我们的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当然，这会有所帮助，但仅此而已。对跨学科的建构来说，需要的是综合，而不只是偶尔致力于达到那些根据各种不可通约的或还原的假定而运作的学科之间的合作。
四
现在，如果你相信我们的大学中发展得如此之好的专业将解决、或者至少能使我们对付这个星球上的各种问题的话，那么我对“为什么选择怀特海？”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会说服你。我在20世纪所有思想家中选择怀特海的主要理由是，他最接近于提供这样一种综合远见，即世界普遍需要战胜它在本世纪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且从我个人角度看，我需要的是心理的健康。文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中很多人对他的思想缺乏兴趣，只能强化我的这种需要的紧迫感。
至此，我已经表达了两个基本判断。第一，世界需要一种已经变得日益稀少的综合远见；第二，怀特海对这种综合提供了最有希望的著述。
第二个判断比第一个判断较少争议。在20世纪，一旦人们决定寻找一些综合性的思想家就会发现，能起到领头羊作用的人是很少的。怀特海的工作很快突显了出来。在此，我不想贬低其他一些以各种方式参与了这项事业的人，我对所有这些努力感到高兴。如果某人能向我表明另一项同样有希望的成就的话，我将把它视为一项伟大的成果。遗憾的是，我未能发现任何一个其思想具有同样潜能的人。
当然，有一些综合了诸多材料的思想家，他们对怀特海的方案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就是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他重新思考了生物科学和天主教哲学与神学的广阔领域，以便以一种新的、进化的过程的远见整合它们。他的《人的现象学》一书曾是本畅销书，并且尽管天主教教会在他在世时排挤过他，但梵蒂冈二世也受到过他的著作的影响。托马斯·柏励（Thomas Berry）和布莱恩·斯韦姆（Brian Swimme）的《宇宙的故事》影响了千百万人，玛丽·埃夫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和约翰·格里姆（John Grim）领导的关于世界宗教传统的生态学教义的系列丛书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人的著作和其他德日进主义者关于地球宪章的著作，对怀特海主义者有着深远的影响。
正如在大多数类似的情况中一样，怀特海和德日进的关系主要地不是一种竞争的关系。德日进为了把生物科学与神学结合在一起所作的那些概念转换，很像怀特海为了把一种广泛的科学与宗教观念结合在一起所作的那些转换。以《过程神学》为名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由一名德日进主义者编辑的，而且是由怀特海主义者和德日进主义者的文集构成的。在2005年2月，主要的德日进主义者和怀特海主义者将汇聚克莱尔蒙特探讨我们如何才能相互支持，并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更一致地采取行动。对综合思维来说，强调怀特海的概念性为最有希望的基础无需拒斥所有其他贡献。
即使我认为怀特海对必需的综合提供了最有希望的工作是正确的，也不意味着他对最后决定权（the final word）说了些什么。他坚决拒绝了那种认为他或任何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的观点。我可以用一定篇幅就他的思想中、甚至他的基本概念中的某些未解决的问题作演讲，而且怀特海在许多事情上是错误的。他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孩童，而且他的评论（往往反映了维多利亚社会中他的中产阶级的地位）使我这个对上半个世纪的新发展一直很敏感的赞美者来说很为难。追随怀特海并不是要使他免于批评，更重要地是认识到，我们现在的洞见和意见在下一代人那里同样会过时。
人们也许会问，我们为什么不用经典的人物来代替他。因为20世纪和综合的任务如此相异以致哲学家和神学家们在更有利的环境中可能做得更好。今天，更多的思想家们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托马斯或笛卡尔而不是怀特海当作通向综合的指南，更何况19世纪还有一位伟大的综合者——黑格尔。研究综合思想家的整个家族难道不比集中考察一个人更好吗？
我的答案是，我们今天需要的综合包括了任何一个这些古典思想家都不曾有过的知识。人们可能回答说，自怀特海以来，人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因而他也受到了这个标准的排斥。这是一种我长期以来很严肃地对待的可能性。最重要的问题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是否使他的概念无效了。怀特海解释过这些理论，但却是在它们的早期阶段进行的。
如果他曾投入诸多精力的相对论的失效使他的基本概念失效了，那么他对一种综合远见的贡献就会大大削弱。但现在我确信，并非如此。怀特海意识到了他构建的那种概念（其预言在本质上和爱因斯坦卓在成效的理论是相同的）可能支持一种不同的理论，尽管支撑怀特海的数学公式的对宇宙的理解和爱因斯坦的理解完全不同。就目前我们的所知而言，怀特海的概念和那些用来支撑爱因斯坦理论的现代形式的材料之间并没有冲突。至于量子力学，这些关联更为肯定。
当代物理学和早期哲学家之间不可能建立各种可比的联系这一事实，并没有使他们丧失信誉。但对发展一种当代综合远见这一实际任务而言，他们无以和怀特海相伦比。
五
处于综合思想核心的，必定是一种包括了我们关于物理世界和人的世界及其价值和意义的知识的方式。自然科学的统一本身就可能是一项巨大成就，但它远不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综合。物理世界必须以一种可以和人的价值与意义相整合的方式来理解，舍此，物理世界或任何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就不能被视为真正地有所区别。在怀特海那里，“宗教”这个语词指的就是人的世界的这些维度；而且他把整合人的价值世界或主观世界的知识和物理世界或客观世界的知识当作了他的主要任务。如果他关于宗教的论述在根本上是不当的或误导的，那他的努力就会再次失败。
怀特海在这一领域比在数学物理学领域更少职业专长。但根据我的判断，他的洞见历久弥坚且富有成效。他对经典上帝观的修正部分地来自他自己的宗教情感，部分地来自关于上帝的学说和我们关于物理世界和人的世界的知识之间建立一种一以贯之的联系的需要。他的提议经历了两代人的检验。他写作时似乎与神学无关的某些观念（如上帝是受世界上的事件影响的观念）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了。
我正在以一个怀特海式的《新约》学者的身份评论保罗的《罗马书》。我再次感到，在一定程度上，数世纪以来一直被误传、甚至被误译的保罗的特征可以通过怀特海的视角得到理解。例如，保罗对人与人和人与神的分有（participation）有着强烈的感受。他谈论在基督中存在的我们和在我们中存在的基督。他认为，信徒们分有了耶稣的信念、痛苦、死亡和葬埋，并可能分有了他的复生。他的语言的确包含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神内在相关的意思。但数世纪以来，解释者们都假定，对事实上外在的关系来说，这是误导性的修辞。在怀特海看来，现实体分有了其他现实体的构造。这有助于解释量子世界，也有助于解释保罗知道和肯定的人的经验模式。
我的论点只是阐述了科学和宗教中知识的增长并没有使怀特海所发展的那种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概念性失效这一事实。相反，据我判断，每一个领域中的发展——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其影响——都倾向于支持他的立场。我发现，这有利于21世纪。
但应该注意的是，要达到综合需要些什么。对怀特海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理论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理论来说，综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以相互矛盾的概念为基础的。可悲的是，这个问题多年来变得更糟糕了。关于科学和宗教的大多数讨论在其业已确立的形式中都是以各自的学科为基础的。可悲的是，在这一基础上不可能有综合。
如果要进行综合，所有领域中的理论阐述必须有根本的修正。在总体上，物理学家比其他人更加面向这种修正。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只有在大量修正19世纪各种假定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从一种怀特海式的观点看，它们仍过于依附于这些假定，因而仍不是一以贯之的。
生物学中也有这种根本修正的需要。从一种怀特海式的观点看，不可能有一种标准的、具有人道主义信念的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思维的综合。支撑这种进化思想的概念结构是还原论的和决定论的。它完全排除了进化着的受造物的主观性，把它们看作为复杂的机器。如果其说明是准确的，如果人类显现为进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人类也就被还原成了一个意义和价值在其中没有地位的世界机器的组成部分。只有对进化发展过程中各种事件的一种修正了的说明，才可能是一种综合远见的组成部分。
人们不能指望生物学家为了这种综合而修正其科学。这些问题更为深奥。对各种来自过时的物理学的模式承担义务已经很成问题了。当这些模式不很适合被观察现象的时候，便有理由考虑更大的变化。展示这种当前占统治地位的模式的科学局限性，并表明生物学中的一种不同的模式是如何更为适合的、它和物理学是如何更好地相关的、以及它是如何分有了一种具有人的意义和目的的经验的更大的综合的，乃是怀特海主义者的责任。
为什么选择怀特海？因为迄今为止，他的基本概念被证明为更能综合许多领域中的思想材料。但我再次提请读者注意到其难度。怀特海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综合某些学科中现存的理论公式。所有这些理论都需要修正。大多数专家都强烈抵制这种修正，特别是在局外人提出这一点的时候。与这种综合相碰撞倾向于鼓励学者和专家在其专业中保护自己，而且知识只有用现成的方法和工具才能得到推进。为了综合而诉诸修正，在大学中很难引起共鸣。因为在我看来，大学正在变成一个由各种知识碎片构成的场所。但与此同时，我仍希望，在一种一以贯之的综合远见的需要得到承认的时候，怀特海主义者将能够作出回应。
六
幸运的是，在许多学科的边缘，一些人并不满意这些学科的正统观念。他们寻求更深的理解和与知识的其他方面的更大整合。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怀特海是帮助的。因此，便有了一个根据怀特海的观点来讨论的视角，并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收藏了许多相关论著。其中有些领域（如教育）是怀特海本人涉足过的领域。在教育哲学家中，怀特海长期以来一直被认真地视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过程教育哲学协会就旨在根据一种怀特海的思想在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过程观点来促进对教育的反思。由于过去的大多数工作都致力于学习，近来的反思便扩展到了高等教育的本质和结构上，马库斯·福特（Marcus Ford）的近著《超越现代大学》就证明了这一点。
怀特海不是作为一个基督教神学家来写作的，但他论述了一些对神学家们来说很重要的论题，并评论了他们应该如何工作。他在这一领域中有一些追随者，我是其中之一。我已经提到他认为在这一领域中必须进行的某些修正较之于他那个时代已经被广为接受了。过程神学就是神学舞台中的一个被认可了的角色，即使它仍处于其主流的边缘。
在那些想把宗教思想和自然科学积极地结合起来的人当中，怀特海还起着一种公认的、有时是富有影响的作用。伊恩·巴伯（Ian Barbour）数十年来一直是这一领域中的领头人，他全面运用了怀特海的思想。其他一些有影响的著作近来对这一领域也作出了贡献。
过去十年中，许多物理学家在修正物理学理论时一直在求助于怀特海，特别是在量子理论领域中。蒂莫西·伊斯特曼（Timothy Eastman） 和汉克·基顿（Hank Keeton）编辑的一本近著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这本书的书名是《物理学与怀特海：量子、过程与经验》。近期的《过程研究》杂志发表了许多相关论文。米切尔·埃珀森（Michael Epperson）不久将也出版一部名为《量子力学与怀特海哲学》的著作，它在许多细节上把怀特海对共生的说明和近来的量子理论联系起来了。
怀特海的思想被证明为是富有成效的其他论题，乃是一些他所强调的（尽管只是略为肤浅的）论题。多年来，在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律师当中，一直有人对此颇感兴趣。由弗兰兹·里夫特（Franz Riffert）和米歇尔·韦伯（Michel Weber）近期编辑的一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这种旨趣的广度和深度。
在商业管理领域，经常有人对怀特海的思想感兴趣。最近，这种旨趣随着怀特海和柏格森的双双出现得到了复兴，这部分地归功于吉勒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著作。
直到最近，查尔斯·伯奇（Charles Birch）在生物学家中似乎是唯一一个对怀特海感兴趣的人。但我已经得知，2005年2在德国召开的一个跨学科会议的议题就是“怀特海过程哲学与现代生物学的相关性”。
尽管这方面的著作在上述这些学科的主流中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其中大多数对这些学科的材料来说是负责任的，而且这些材料可以以一种使之可能把它们和其他领域中的材料联系起来的方式来理解。我已经引用了某些近来的进展以表明，怀特海的思想可以接近某些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讨论。
七
即使这些著作在这些学科中被忽视了，它们有时也会在其他地方引起人们的注意。怀特海的事业已经取得了某些成功。我的例证来自我自己的经历。我喜欢经济学。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乃是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神学。我用“神学”这个语意在表明一种支配了政策和个人行为的信念系统。在我先前定义的宗教的意义上，我们的社会和宗教最接近的东西乃是我所说的经济主义，即和财富与消费的增长相关的生活秩序。
由于经济理论在今天如此强大，由于在我看来根据它而行动如此有害，因此我认为，研究它、并提出一种更好的理论十分重要。这正是怀特海主义者的一种方案。一种更好的理论既是一种更能说明问题、并与广泛的材料和思想领域更好地相关的理论，又是一种根据它而行动能对世界（特别是穷人）有着积极结果的理论。我和一位怀特海主义的经济学家合写了一本题为《为了共同的福祉》的著作。我们鉴证并批判了当代经济理论的某些基本假定，提出了一些可供替代的假定，并描述了根据这种可供替代的理论可能产生的各种政策。
这本书远非是完美的。如果一些职业经济学家帮助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话，我们无疑能改进我们的阐述。我们的一些来自来各种修正了的假定的政策建议需要广泛的修正和发展，如果我们能得到来自那些使这种进展成为可能的职业经济学家的批评就更好了。
撇开其局限，本书已经以某些方式获得了成功。它得到了大量的评论，其中大多是有益的。它还获得了国家级的奖励，我们的出版商曾鼓励我们准备一个把本书和冷战结束后变化了的形势联系起来的修订本，我们借此机会增加了一篇关于货币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的论文。本书在初版15年后仍在印刷，且销量很好。我的合作者、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至少获得过两项国际大奖，成了全世界所需要的演说家。不幸的是，他身体不好，不能回应大多数邀请。
我们不曾到我们渴望的来自职业经济学家的回应。的确，这本书实际上根本没有得到他们的回应。他们没有拒斥它或为我们批评的理论作辩护，他们只是忽略了这本书。对他们说来，这本书不是经济学；因为经济学并不反思其假定，它只是无休止地发展来自各种假定的结论。我想，质疑各种假定可能太有威胁。赫尔曼·达利并没有被同行当作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他实际上一直受到排挤。
但还是发生了某些事情。在主流经济学边缘和大学经济系以外，一个被称为“生态经济学”的新的反思和研究的领域出现了。国际生态经济学会和一些国家级的学会也出现了。在这些学会中，某些人只是把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生态问题，但另一些人则正在发展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以思考经济学本身。
2003年秋天，赫尔曼·达利和我应邀参加了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学会的一次会议。在一百多名与会者中，只有二、三位学者在经济系任教。有些人在环境和公共政策项目中任教，其他一些人在各种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工作，还有一些年青人很标新立异。尽管这很不确定，但我的感觉是，这可能成为未来的潮流。至少某些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中有影响的人物已经开始求助于生态经济学，而非大学经济系的知名专家。
在那次会议上，达利和我被当作这一领域的创始人，我们的著作被称作它的圣经。实际上，我们是盛名难负，而且我们在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级学会上都不可能得到类似的认可。不过，这个经历使我充满希望。在世界上，要推进这一智慧的事业，或许必须超越高等教育的建制。正如以前发生过的那样，一种有机的知识体系终有一天走向极致，并变得与世界现实需要无关。我们经常嘲笑中世纪晚期的经院学者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而争论，但又很容易澄清那些先占了（preoccupy）今天的某些学者更深奥、更没有意义的问题。当这种不相关性在这些专家中占统治地位时，新的共同体、新的建制和新的项目便会出现。怀特海的思想更有可能在这些新的努力中发现一种角色，而不是更有可能打破业已确立的秩序。
八
在21世纪，怀特海的思想可能崭露头角的另一个方式是和生态女权主义的结盟。很显然，这一直是一种给人以巨大能量和热情的姐妹运动。怀特海的思想长期影响了生态女权主义的某些领袖，但强调她们受惠于一位已故的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男性，并不是与其姐妹一起赢得分值（to score points）的方法。正如另一位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男性（即使他还活着）一样，我并不认为向我的姐妹们宣称她们可能受惠于研究过程哲学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因此，在整体上，生态女权主义和怀特海的过程思想是沿着平行的轨迹运动的。它们都处于学术界的边缘，都对修正传统学科感兴趣，都致力于克服二元论、还原论、唯物论、父权制和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者还致力于克服男性中心主义，而且怀特海主义者可能在这一方面支持他们。显然，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在整体上，我们又是在各自运作的。
但是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整合我们的努力。这要感谢今年春天来克莱尔蒙特任教的凯罗·克里斯特（Carol Christ）的领导。她是生态女权主义女神运动（goddess movement）的领袖。在表面上，对克莱尔蒙特过程中心的大多数新教神学家来说，她似乎并不是最有前途的，但她发现了查尔斯·哈特霍恩（Charles Hartshorne）——他是一位伟大的形而上学家和怀特海过程运动的宗教哲学家——的哲学。她清楚地认识到了这条和她自己的生态女权主义相并列的平行线，而且她认为把她的洞见建立在一种严格的哲学概念上将是一种收获。
克里斯特（Christ）、罗斯玛丽·鲁瑟（Rosemary Ruether）、玛约丽·苏哈克（Marjorie Suchocki）和凯瑟琳·凯勒（Catherine Keller）主办了一次讨论妇女问题会议，这次会议把生态女权主义从整个北美带到了克莱尔蒙特。我并不是说怀特海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运动将汇合，但这些运动的广泛重叠和互动的结果将是显而易见的。
九
你将看到，我正在谈论一些暗示了怀特海的思想将有一个健康的未来的21世纪的事件。在聆听怀特海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由西方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哲学发展的结果和大学的结构（它部分地是这种发展的产物）造成的。但西方并不是世界，世界还有先前的共产主义国家，还有东方和南方。这些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而且我确信，它们不会抵制综合思维。
怀特海的思想在本土人士中也有共鸣。我们已经召开了两次研讨会来探讨这种共鸣，结果是令人鼓舞的。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未来，其中，发现一种现代的或后现代的方式来表达本土人士的观点的意义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很重要的。但由于这个时代尚未到来，我将越过这个论题，并转向先前的共产主义世界。
虽然马克思主义不再是许多人的想象或信念，但它却留下了对哲学的作用的期待。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被设计为要付诸行动的全面的观点。即使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仍有人以一种在西方很罕见的方式把哲学看作一种智慧和指南。怀特海只是提供了要寻求的东西，而在匈牙利和波兰这些国家的思想家们则饶有兴趣地作出了回应。
在日本这样一个西方思想有很大影响的国家，对怀特海提供的那种理解也有着浓厚的兴趣。西田敬太郎（Nishida Kitaro）的日本学派为怀特海学派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对话伙伴。这种在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更广泛的对话十分重要，对日本知识分子来说，它远比西方的相关讨论更重要。
发起本次会议的韩国怀特海学会近年来的突起，乃是这里也有肥沃土壤的表征。由于基督教在韩国比在东亚其他地方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过程思维对这里的教会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吸引。随着对这一半岛上更古老的各种宗教传统的意义的认识的增长，过程思想的价值在这种对话中得到了确认。
更一般地，怀特海的思想使传统东亚文化的许多洞见变得更加有效和系统。它在西方科学与东方智慧之间架起了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康德式的批判并没有把这种讨论限制在西方所因袭的狭隘路径之中。
我将以目前似乎最有希望和令人振奋的发展来结束我的发言。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过程思想被引进中国的速度和取得的成就主要归功于王治河博士的努力。在座的有些人参加了2002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议，他就是那次会议的主要组织者。那次会议的召开取决于前期的许多准备，其成功的结果也取决于王治河博士的领导才能。我们所在的过程研究中心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王治河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他极为关注他的国家的未来。他知道，信奉现代化（主要是模仿美国）对建设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充分的基础。当传统价值体系令人悲哀地受到破坏的时候，价值自由的教育并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推进现代化在生态学上具有明显的破坏结果。中国的知识分子知道，在西方，对现代性有许多批判。但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对西方传统的杰出解构几乎没有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对中国提供相关的需要。王治河博士读过大卫•格里芬主编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丛书》中的一本，即《科学的返魅》。这似乎是充满希望的，因而他决定到克莱尔蒙特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并在过程研究中心工作。
王治河博士逐步意识到，他有义务把怀特海的思想广泛地引入中国，并以各种必需的关系、灵性和献身精神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使之付诸实施。在北京会议之前，他就安排了一些著作的翻译，在一些著名期刊上发表论文，把中国的访问学者介绍到克莱尔蒙特，并安排西方过程思想家到中国讲演。在那次会议之后，他又主编了《中国过程研究》这本年刊在北京出版，安排了一些过程思想家撰写的论文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并在中国的大学里援建了几个怀特海过程思想研究中心。他的妻子樊美筠博士——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协助了他——也出版了一份报纸《世界文化论坛》。结果，在美国和欧洲处于边缘的一个运动近几年来成了中国的建制里一门颇有声望的学科。
十
现在，量子理论家们很可能失去了对怀特海的兴趣，各个生态经济学学会可能会解散或转变为狭隘的专业学术部门，生态女权主义可能会衰退或割裂它和过程思想的联系，而且目前在东欧和中国对怀特海的兴趣可能是昙花一现。但这并不是惟一可能的未来。在长期的分析和零碎的时代之后，综合的需要可能再次肯定其自身。广义的怀特海思想可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在存在论、生态学和社会上最有希望的思想，并可能植根于新的地方和领域。果若如此，我们在20世纪后期几十年间的那种不合时宜的氛围中推进怀特海的努力，可能在21世纪得到丰厚的回报。对于我们这些相信世界迫切需要怀特海所能提供的东西的人来说，这似乎不只是一件个人满意与否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