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無情卻有情

道 是 无 情 却 有 情

---方東美大师二三事

美國   孫格拉底

 

【编者按﹕国学大师方東美系最早使用懷德海與柏格森式的哲學術語詞匯,以英文著作,成體成系地,向西方介紹、發揮中國过程思想傳統的哲學精義與精神、而贏得舉世推崇的哲学前悲辈。遗憾的是,關於他的傳記資料卻是出奇地缺乏。所幸的是,曾任台大哲学系主任的孫智燊(孫格拉底)先生当年曾追随方東美先生左右,并在美丽的醉月湖畔对这位哲学大师专门进行过系列的访谈,本文系孙先生饱含深情的回忆文字的节选,可称是关于方东美先生的宝贵“參考經典”(方夫人高芙初教授语),藉着它使我们得以一窥这位一代哲学奇才的风采与温情。】

 

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外界一般人的印象,方先生不但是國際上最負盛名的中國哲學家,而且看起來非常嚴肅,使人望而生畏,甚至怕怕:他目光炯炯,寒鋒逼人。我當學生的時候是不大敢隨便問他問題的,別的同學也多半是不敢隨便問他問題的。方先生治學的嚴格和一絲不苟,是有名的。相信凡是早期上過方先生課的朋友也都有同感。誠然,東美先生一生,從早年、壯年、中年、一直到晚年,都令人覺得是一位積學高慧、才氣蹤橫、而又正氣凜然的人物。然而他有熱情、有理想、有抱負、有操守、立身處世,挺挺然有大節,方正不阿,真有「雪壓寒岑。壁立千仞」的氣概。因此,總不免予人一種挺拔孤峭。多少有點「拒人千里」的印象,就是一般所謂的「不易親近」。其实方先生是一位「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的靄然長者。他人品高潔,思想深刻,而又宅心仁厚,有「善與人同」的襟懷與氣度,代表深沐中國文化傳統的薰陶,又透過西方文化傳統最優美部份的洗禮,而培養形成的一種獨到的哲學家人格與典型。任何青年,為了學問,為了真理,為了追求人生意義,只要有誠意,有勇氣去找他,一定會被他從整個人格和生命所輻射出來的光與熱給融化掉。作為一個哲學教師,他有一種使人性昇華的感召力,他的講學有一股振撼人心的生命力。元氣淋漓,大氣磅礡,有雷霆萬鈞的氣勢,也有璀燦華嚴和一片太和的圓融境界。所以,談到他為人的風格,「望之儼然」是事實,「即之也溫」也是事實,「聽其言也厲」更是事實。只有親炙過他的人才能充份體會得到。

 

念書不忘救人

     1921年,方先生坐上輪船,自上海經檀香山,橫渡太平洋,到美國新大陸遊學去了。他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後來又轉到俄亥俄州立大學,最後又回到威大。1924年回國,前後總共不過三年光景,就修畢碩士及博士學位,奠下了他終生治西洋哲學深厚的基礎。其才分之高,用功之勤,穎悟之強,抱負之大,毅力之堅,都是罕有人及的。他留美時期有好幾件軼事,值得一提。一件是他念書不忘救人。那年暑假,別的同學都回家去了。方先生是異鄉遊子,無家可歸,留在學校,利用暑假時間拼命唸德文。有一天,從外面回到寓所,發現房東的屋子裏面充滿了煤氣,再一聽,有人呻吟的聲音,快要死的樣子。而房門又是緊閉的。這時,我們哲學家淑世救人的實踐智慧(practical wisdom) 馬上就冒出來了。說時遲,那時快,他一腳踢開房門,趕緊把人救出來;一看之下,原來是房東的大兒子,已經奄奄一息了,差一點一命嗚呼。就一面趕緊打開所有窗戶,一面打電話叫救護車,送醫急救。到了晚上,房東回來,激動得緊抱著他,連聲說﹕“你救了我兒一命!”方先生似乎就在這一剎那之間,當下頓悟:「原來哲學就是為了救人的呀!而哲學本身就是救世救人的大學問!」後來他常用濃重的「桐城方音」,對人說:“我救了他的性命。”

 

十塊美金學通了德文

    在美留学期间,為了深入了解西洋哲學,他的老師(Dr. McGilvary)對他說:“你光通英文是不夠的,非兼 通德文不可。”於是他從德文系聘請了一位補習老師,言明每小時報酬五塊美金。花了兩個小時,只學會了德文發音,認為別的,如文法生字等,可以自修,就把補習老師辭退了。以後但憑一股鍥而不捨的毅力,全靠自修,居然學通了德文,可以從德文原著直接閱讀康德、黑格爾、尼采、尤好哥德,而且眉批小註,琳瑯滿紙。其中英文的造詣俱臻上乘,第一流的水準;德文法文都能很流利地看書。此外,為了確實掌握西洋哲學的重要術語的意涵,他還兼習過希臘文和拉丁文;晚年還孜孜自修梵文,七十歲時托葉阿月教授從日本買部梵文大辭典。方先生治學的精神是一絲不苟的;但更難得的是,他的治學態度﹕絕對的真誠和真正的謙虛,體現「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钟爱柏格森

     方先生留美的時候,正趕上美國哲學界一窩風反黑格爾,提倡「新實在論」威大也不例外。所以方先生青年時代對新唯實論下過苦功,詹姆斯、懷德海、羅素等人的著作,

本本精讀。他之愛好柏格森,說來煞是有趣,完全是拜受羅素之賜的緣故。因為羅素對柏格森展明犀利而無情的批判,文筆俏皮瀟灑,極盡挖苦揶揄之能事,反而引起他極大的好奇。於是下定決心,非盡讀柏格森之書不可。誰知竟因此而終生愛上了柏格森,成為柏氏在東方的最大知音之一。方先生就有這種「怪」毛病,絕不媚俗阿世、趕時髦。別人愈是反對批評得厲害的對象,他愈有種衝動,非研究澈底不可。他的「怪」,怪得出奇,也怪得可愛;他的固執脾氣,固執得率真,也固執得有趣。無論古今中外,凡是在學問上有真知灼見,在思想上真正深造有得的人,尤其是一流宗師的人物,都不免有一份「固執」的勁兒,外國叫tenacity,指的是一股百折不撓的「韌勁」。難怪他在六十年代在美國各地巡迴講學,人到之處,聽眾坐飛機汽車跟著他跑,真到了聞風景從,欲罷不能的盛況。1964年在夏威夷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他以淵博的學養,犀利的辯才与來自倫敦大學的英國代表芬德莱教授(J. N. Findlay)交锋,贏得全場的掌聲與贊美。使與會的各國代表封中國學者者不得不 刮目相看。會後,許多西方學者排隊爭著和方先生握手致意,連聲說:”我們欽佩你的反攻!” 。甚至使那位以英文介紹佛學與禪宗而風行歐美約九十二歲高齡的 日本代表鈴木大拙博士也速然起敬,親派他的私人秘書岡村小姐持名剌到先生寓所,代表致意。

 

悲壮的文化守望者

     方先生于己于1924年回國。归國前夕,他在威大當地包下了一家有名的大餐廳,宴請系中所有的研究生同學和師長,才珍重道別而去。方先生豪爽、講道義、重友情的性格,使他在任何地方都不失泱泱大國民的風度。

    归國后,方先生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從武大到中大(中央大學),從中大到台大,一直到1973年以七十四歲高齡退休為止,其間五十年如一日,沒有離開教育工作崗位一步。這是一段漫長的人生,也是一段傷感的人生之旅。五十年後,方先生在台北告別杏壇。緬懷前塵,百感交集。常說他一生的命運是齣悲劇﹕第一、他不喜歡美國,然而命運注定了要他留美;第二、他不喜歡大城市的繁華,只希望能在一處山明水秀的小城潛心治學,教學寫作,然而命運注定了把他一生緊綁在國府首善之區。他經歷當時全中國政局的中心,從武漢到南京,由南京到重慶,由重慶再回到南京,由南京轉到台北。他個人的生命史正是沿著這同一系列的軌跡而旋轉、而運動的。豈不應了蕭伯納所謂的「不能從心所欲」型的悲劇?

    然而,無論如何,他最忘不了武漢。因為那兒不但有影響全中國政治大局上(寧漢分裂)最驚心動魄的一幕,而且有他事業上的初戀。

    五十年前,一個年僅廿五歲的青年,步上了武漢大學前身、武昌高師的講壇;面對許多比他更年長的大學生,初執教鞭的滋味使他畢生難忘。同時他也忘不了自己在金大當學生的時代。這一下,正應了「剃人頭者,人恆剃之」的古訓。以前,他當學生時專喜歡考問老師,現在輪著學生來考問他了。武大有個不成文的學風傳統,新進教授,第一天上課,要接受全校師生的三關考試﹕發表一場公開學術講演;寫一篇論文,登在校刊;接受全校師生的公開輪流考問。凡是通不過這三關的,只好捲鋪蓋走路!我們的方老師,仗看藝高人膽大,憑著學問功夫扎實,又加上辯才無礙,居然一日之內連闖三關,順利通過全校師生舉辦的的師資考試,才算在武大「呆得下去」了。那時的方先生,真不愧是一位才華煥煥,風度翩翩的美少年呢!

    到了台灣,每逢聽人談起,埋怨現在的大學師資不行,貨色太差,方先生往往莞爾一笑,說道﹕“這一半得怪學生的學資不行啊!”

    所以,1972年方先生告別杏壇的燭光惜別晚會上,他慨乎其言之地大聲疾呼,要國人重視國家教育,不可吝嗇教育投資。那天燭光晚會,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舉行,充滿了莊嚴的象徵意義﹕象徵一位真正在文化與教育的田地上忠於職守、辛勤耕耘了五十年的老圃、臨去前的現身說法。那天擠滿了由各地趕來參加的青年學子群。鬢髮蒼蒼、大家的「方老師」,被擁上了講壇,在一片熱情洋溢、純潔天真、充滿了青春氣息。而又依依不捨的氣氛中,面對著幾百隻充滿期待神倩的眼睛,他道出了他的心事和心聲。那天他語調緩慢而低沉,聲音略帶嘶啞而蒼勁。他的說話好像一位策杖而言的牧羊人,完全不像平日在大學學壇,高踞獅子座,發獅子吼,一副大師說法、大雄無畏的神情和氣慨;然而卻予人另一種崇高、莊嚴、寧謚的悲劇美。他的話,句句自心坎流出,句句打進了青年的心坎——是兩代間的心聲、智慧、和情操的交流,這裏融化有他的傷感,有他的悲憤,有他的悽傖,有他的熱情,有他的悲願,有他的希望。總之,有他的整個生命。他眼睛中的淚光,眼前的燭光,和青年們張大發亮的目光,光光相網,交映互輝,融成一片,象徵中華民族的慧炬長明不減。這是一幅多麼感人的廿世紀「傳燈圖」!

    那晚他最動人心弦的一句話,長久在青年耳鼓迥蕩不絕的是﹕“我的孩子沒有繼承我的學術生命,我只有心智上的後裔(intellectual heirs)。這句話,會因著時間而傳到悠久的未來。「寫瓶有寄, 傳燈不絕。」